<h4>一</h4>

丈夫像丢了魂似的，轻手轻脚地迈出了大门。晚饭后，我正在厨房收拾碗筷，似乎察觉到了什么，顿觉脊梁骨凉飕飕的，心里一阵难过，几乎打坏了盘子。我不由得叹了口气，稍稍直起身子，从厨房的格子窗往外看。只见丈夫身穿一件洗得褪了色的白和服，腰间缠着多重细腰带，沿着弯曲的爬满南瓜蔓子的篱笆，漂浮般地走在夏天的暮色中，那背影就像一个并非活在现世上的幽灵，既冷漠又无情。

“爸爸呢？”

正在院子里玩耍的七岁的大女儿，用厨房门口的水桶一边洗着脚，一边天真地问我。这孩子比起母亲来，更仰慕父亲，每天晚上都在六铺席的房间里和父亲并排铺着被褥，睡在一顶蚊帐里。

“去寺庙了。”

我随口敷衍了一句，可是说出口以后，才发觉是一句颇不吉利的话，身子直发冷。

“去寺庙做什么呀？”

“盂兰盆节啊，所以爸爸上寺庙拜佛去了。”

谎言出乎意料地流畅。不过，那天正是盂兰盆节中的十三日。人家孩子都穿着漂亮的和服，来到家门口，得意洋洋地翩翩舞动着长长的衣袖玩耍，而我们家的孩子们，因为像样点儿的和服都在战争中烧毁了，所以即使是盂兰盆节，也只能穿着和平时一样的粗劣的洋服了。

“是吗？会不会早点儿回来呢？”

“是呀，不知道呢。雅子要是乖的话，也许能早点儿回来呢。”

我虽然这么说，可看他那样子，今晚一定又在外面过夜了。

雅子进了厨房，然后走到三张铺席房间的窗户边坐下了，寂寞地望着外面嘟囔道：

“妈妈，雅子的豆儿开花了。”

听到这儿，我心里觉得可怜，含着泪应道：

“让我看看，啊，真的！马上就要结很多豆儿呢。”

大门旁边有一块三十多平方米的田地，以前我在那里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后来有了三个孩子，就顾不上地里的活儿了。加上过去丈夫还帮我干点儿农活儿，可近来完全不管家里的事。隔壁邻居的地里，人家丈夫打理得规规整整，长出了各种喜人的蔬菜，而相比之下，我们家地里只生长杂草，实在觉得难为情。雅子把配给的一粒豆儿埋在土里，浇上水，豆儿冒出了芽，这对于没有玩具的雅子来说是唯一可以自豪的财产了。去隔壁邻居家玩儿的时候，她也总是“我家的豆儿，我家的豆儿”，炫耀个没完，不觉得难为情。

落魄。萧条。不，这在当今的日本，已经不仅限于我们了。尤其住在这东京的人们，处处萎靡不振，失去了活力，疲惫不堪地缓缓转悠着。我们的家产也全部烧毁了，每每感到身世的凄凉。可是，作为人妻现在感到最痛苦的不是这些，而是这世上还有比这更为紧迫的，比什么都痛苦的事情。

我丈夫在神田一家有名的杂志社工作了将近十年，八年之前和我经过平凡的相亲后结婚了。从那时候起，东京的租借房就已经很少了，我们最终租到了中央线沿线、位于郊外农田里的这幢狭小的独门独院的房子，我们住在这儿直到大战结束。

丈夫因身体孱弱，免于应征入伍，每天平安无事地到杂志社上班。战争越来越激烈，我们居住的这座郊外的小城，由于有飞机制造厂，离家很近的地方，频频飞来炸弹。终于有一天夜里，炸弹落在屋后的竹丛里，于是厨房、厕所和小房间都被炸得稀烂，全家四口人（那时候，除了雅子，长子义太郎也出世了。）无法在破房子里住下去了，于是我和两个孩子疏散到我的故乡青森，丈夫继续住在几乎坍塌的房屋里，依旧到杂志社上班。

我们疏散到青森市不到四个月，青森市也因遭到空袭而全被烧毁，千辛万苦搬到青森市的所有行李也都烧光了。我们只穿着仅有的随身衣服，带着一副悲惨的样子，跑到青森市没有被烧毁的亲友家里，每天茫然不知所措，像是活在地狱之中。就这样，在人家里住了十天左右，迎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日子。我怀念起丈夫所在的东京，带着两个孩子，像个乞丐似的回到了东京，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住，就托木匠把破烂的房子大致修整了一下，重新过上了先前一家四口团聚的日子。可是就在稍稍松口气的当儿，丈夫却发生了变化。

杂志社遭到破坏，加上社里的董事之间因资金问题闹纠纷，杂志社宣告解散，丈夫突然间成了失业者。幸亏丈夫在杂志社工作时间长，有很多熟人，于是就和其中有实力的人共同出资，新开了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两三种书。可是因纸张购入方法不当，亏损甚多，丈夫也因此欠了多额债务，为了收拾这堆烂摊子，每天早出晚归，弄得疲惫不堪。他本来就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从那以后，越发缄默无言了。后来，出版社的亏损终于有了填补的眉目，而丈夫完全失去了工作的劲头。不过，他也不是整天待在屋子里，有时又像在思考什么，呆呆地站在走廊上一边抽烟，一边久久地凝望着远处的地平线。啊，又来啦！每到这时，我总是提心吊胆。而丈夫却像突然想起什么，深深地叹息，将抽了一半的香烟扔向院子，然后从抽屉里取出钱包揣进怀里，便像那个失魂落魄的人一样，蹑手蹑脚，偷偷溜出大门，当晚大体上是不回家的。

丈夫是个好丈夫，脾气也好。要说喝酒，日本酒最多能喝一合，啤酒也不超过一瓶，虽然也抽烟，但那只是配给的香烟过过瘾罢了。结婚快十年了，这期间丈夫从未打过我，也没用脏话骂过我。唯独有一次，有客人来找丈夫的时候，雅子那时刚三岁，爬到客人那里，把客人的茶杯打翻了，丈夫当时叫我，我在厨房啪嗒啪嗒扇炉子没有听见，丈夫见没有回音，就紧绷着脸，抱着雅子来到厨房，将雅子放到地板上，用一种杀气腾腾的眼光瞪着我，伫立良久，一句话都不说。接着，一下子转过身去，背对着我走向房间，猛地把隔扇门拉上，那声音特别大，甚至震动了我的骨髓，我开始感受到男人的可怕。不过记忆里，丈夫向我发怒只有这么一回。战争期间，我也吃过很多常人吃的苦，即便如此，想想丈夫的温情，我还是要说这八年我是幸福的。

（他不久变成了怪人。那事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疏散的青森回来，相隔四个月后和丈夫见面时，丈夫的笑容显得很卑屈，神色惴惴不安，像是在回避我的视线。我只觉得那是因为一个人生活多有不便，所以才变得如此憔悴，心里不免有些心疼。或许在这四个月里，啊，不能再想了，越想越会深深陷入痛苦的泥沼。）

明知丈夫不回来，但我还是把他的被褥和雅子的铺在一起，然后支起蚊帐。心里很伤感，很痛苦。

<h4>二</h4>

第二天不到中午光景，我在大门旁的井边，给今年春天刚出生的二女儿淑子洗尿布，丈夫一副小偷怕人见到似的神情，鬼鬼祟祟地走来，看到我默默低下头，跌跌撞撞地进了大门。作为妻子，发现丈夫见到自己还要低头，心里很不是滋味。想必丈夫也很苦吧，想着想着，再也不能继续洗衣服了，于是起身尾随丈夫进了家。

“很热吧？把衣服脱了怎么样？今天早上有盂兰盆特别照顾商品的配给，发给了我们两瓶啤酒，我把它冰上了，你喝吗？”

“好家伙，真厉害。”

丈夫声音沙哑，接着说：

“和妈妈一人喝一瓶吧。”

他笨拙地说了些献殷勤的话。

“我陪你喝。”

我死去的父亲是海量，可能因为这一点，我甚至比丈夫还能喝。刚结婚的时候，和丈夫俩走在新宿，看到关东煮的店便走了进去。喝酒的时候，丈夫顿时满脸通红，不省人事，而我一点儿没事，不知为什么，只稍稍感觉耳鸣。

小房间里，孩子们吃着饭，丈夫光着身子，肩上搭着一块湿毛巾，喝着啤酒，我陪他喝了一杯，觉得有点可惜就止住了，抱起二女儿淑子，给她喂奶。表面上是一幅和平的家族团圆图，可还是疙疙瘩瘩，丈夫依旧回避我的视线，而我呢，为了尽量不触到丈夫的痛处，细心地挑着话茬儿，即便这样也总谈不到一起去。女儿雅子和长男义太郎似乎敏感地察觉到了父母此时的心境，乖乖地吃着代用食品甘素红茶泡馒头。

“白天的酒，容易醉人啊。”

“啊，真的，满身通红呢。”

这时我瞥了一眼丈夫，只见他的下巴底下粘着一个紫色的飞蛾，不，那不是飞蛾，因为我记得刚结婚的时候，也曾发现过。当我一眼瞥到那形状像飞蛾的青斑时，不禁一惊，几乎同时，丈夫也发现我注意到了，惊慌失措，连忙笨拙地用搭在肩上的湿毛巾的一角遮住了被咬的痕迹，后来我才知道那湿毛巾从一开始就是为遮掩“飞蛾”预先搭在肩膀上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佯装不知，努力开着玩笑：

“雅子和爸爸在一起，馒头也变好吃了呀。”

这话听起来仿佛在嘲笑丈夫，反倒冷了场，就在我的痛苦达到极点的时候，突然从隔壁传来了收音机里播放的法国国歌，丈夫侧耳倾听了片刻之后，自言自语道：

“啊，对了，今天是巴黎祭典呐。”

他说着微微一笑，然后像是一半在说给我，一半在说给雅子听似的：

“七月十四号，这一天哪，革命……”

刚开了个头，话就说不下去了，只见丈夫扭曲着嘴，眼里闪着泪光，强忍着不哭出来。接着，声音哽噎地说：

“攻占巴士底狱的时候，民众从四面八方响应革命，从此，法国“春日高楼花之宴”[1]就永远地、永远地消失了。但是必须加以破坏，尽管明白永远无法重建新秩序、新道德，但还是应该进行破坏。听说孙文留下一句‘革命尚未成功’，便溘然长逝。的确革命可能永远成功不了，但是仍要掀起革命，革命的本质就是如此悲壮、美好。你问这么做到底为着什么，就是为了悲壮、美好、还有爱……”

法国国歌还在继续响着，丈夫边说边哭，然后害羞地勉强笑道：

“哎呀，爸爸好像是个醉后爱哭的人呢。”

说着把脸扭过去，站起身，到厨房洗了把脸，说：

“实在不成，喝多了。为法国革命落起泪来，我睡会儿去啊。”

接着丈夫走进大房间，其后便悄然无声，那一定是在因忧心而黯然哭泣吧。

丈夫不是为革命哭泣，不过或许法国革命非常类似于家庭的恋爱，为了对悲哀和美的追求，必须打倒法国罗曼王朝和和平的家庭，这种痛苦，也就是丈夫的痛苦，我虽然很能理解，可我也是在恋着丈夫啊，虽然不是昔日那个纸治[2]的阿珊，发出什么：

妻子的怀里住着鬼呢，啊啊，还是住着蛇？

之类的悲叹，带着一副和革命思想以及破坏思想毫不相干的表情听之任之。于是妻子一个人被撇下，永远待在相同的地方，以相同的姿势寂寞地叹息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把命运寄托给上天，难道为了祈祷丈夫的情感风向有朝一日转向自己，就得一味隐忍吗？我有三个孩子啊，为了孩子，当下也不能和丈夫分手啊。

丈夫连续两晚夜不归家，就会回来住一宿。吃了晚饭，丈夫和孩子们在廊道里玩儿，竟也对孩子们说些卑屈的恭维话，粗笨地抱起刚出生的最小的女儿夸奖道：

“好胖哇，长得好漂亮啊。”

“可爱吧？看见孩子，难道不想长寿吗？”

当我无意中说出这话时，丈夫突然变得神情微妙，痛苦地回答：

“嗯。”

我听了直冒冷汗。

在家过夜的时候，丈夫一般八点就在大房间铺上自己和雅子的被褥，吊起蚊帐，即使孩子还想再和爸爸玩上一会儿，他也会强迫孩子脱去衣服，换上睡衣睡觉，自己关上电灯，静躺下来。

我在隔壁房间张罗儿子和小女儿就寝以后，做起针线活直到十一点，然后支起蚊帐，夹在孩子们中间构成“小”字形而非“川”字形的姿势睡去。

我久久难以成眠，隔壁的丈夫好像也没睡着，听得见他在叹息。我不由得叹着气，同时想起了那充满哀怨的诗歌：

妻子的怀里住着鬼呢，啊啊，还是住着蛇？

这时丈夫起身来到我的房间，对着僵硬着身体的我说：

“哎，有没有催眠药？”

“有是有，可我昨晚吃了，一点不起作用。”

“吃多了反而不起作用，吃六颗正好。”

那声音似乎有些不高兴。

<h4>三</h4>

暑气一连持续了很多天，我因为炎热和忧心，吃不下饭，颧骨日渐突起，喂孩子的奶也枯竭了。丈夫也茶饭不进，眼窝深凹，放射着可怕的光，有时突然哼哼地像是在自我嘲弄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