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我们来谈谈一个令人不快的题目：声誉。你成名之后，结识了不少朋友，这些新的友谊是否同那些旧的同样深厚？你能否察觉什么时候这种友谊是真诚的，什么时候仅仅是由于你的声誉的吸引？

加：有好几年，我就按《百年孤独》问世前后结交这个划分标准，把我的朋友分成两大类。我这么做的意思很明白：我觉得我的旧友更加可靠，因为他们是由于种种原因成为我的朋友的，而不是因为我成了名才高攀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渐渐发觉我错了：结交朋友的原因纷繁复杂，而由于某人的声誉的吸引，应该说也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原因。当然啰，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如今，我本人也结识了许多过去不可能结识的名人，我是由于慕名，也仅仅是由于慕名，而结识他们的，后来又跟他们交上了朋友，因为我发现了我们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同我们的名气毫无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声誉是积极的，因为它提供了建立友谊的众多机会；而如果没有声誉，这种友谊恐怕是不可能建立的。尽管如此，尽管我对我的新交很亲切，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在《百年孤独》出版前结交的老朋友仍然是特殊的；我们仿佛某种秘密的共济会，对往昔怀有相同的感情这个几乎不可摧毁的黏合因素使其得以巩固。

门：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你的声名多少已经改变了你和他们的关系？举一个例子：你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给他们写信了。

加：不错。不过，我现在不像过去那么天真地对任何人都吐露心事，倒不是因为在声誉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做不到这样，而是因为生活最后总是使人变得不如以前天真。确实，我从十几年前就不再给人写信了，不过我不仅不给我的朋友们写，也不给其他任何人写。自从我偶然发现有人把我的私人信件卖给美国某个大学作为档案材料，我就不写信了。发现我的信件竟然也沦为了商品，我感到极其沮丧，从此再也不写信了。

门：你现在总是给朋友们打电话……

加：为了和朋友们聚会相处，有时我也做环球旅行，这样做虽然花费贵得离谱，但也是我珍视友谊的又一个证明。

门：在你新近结交的朋友中间，有些人是国家首脑。据我所知，他们之中有的人还向你请教，倾听你的意见。你内心对于政治难道没有欲望？或者说，你内心难道没有对权力的隐秘的迷恋？

加：没有。事实是，我只是对于生活有着一种不可抑制的激情，而政治仅仅是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且不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方面。我常常想，如果我出生在一个不像拉丁美洲那样有那么多政治问题的大陆，我是否会去过问政治。我的意思是说，我认为自己只是个应急政治家。

门：你们这一代拉丁美洲作家都关心政治，而你更为突出。以你与一些国家首脑的友谊为例。

加：我和他们的关系，更多的是声誉（无论是他们的还是我的）带来的广泛的社交机会所衍生的结果，但是我同他们中的某些人的友谊，却是因为我们个人之间意气相投，跟权力或声誉全然无关。

门：你不认为你内心对权力有一种隐秘的迷恋吗？

加：是的，我对于权力有着强烈的迷恋，但并非隐秘的迷恋。恰恰相反，我认为，对于权力的迷恋在我笔下的许多人物身上，甚至在批评家们最容易忽视的乌尔苏拉·伊瓜兰身上，都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也是《族长的秋天》的价值所在。毫无疑问，权力是人类雄心及意志的最高表现。我真不明白，怎么会有作家对于某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因素无动于衷。

门：那么，就你个人而言，是否曾经有过获取权力的欲望？

加：从未有过。我这一辈子经历的许多事证明，我总是彻底避开各种级别的所有权力，因为我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