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科勒医生没精打彩地缩在他那辆开了十五年的BMW汽车里，疲惫地打了个哈欠，举起咖啡杯。他把车停在马斯丹州立精神病院设备处的员工停车场里。汽车半隐在树影里，车头指向医院主楼附近的一座小平房。

他抬头朝精神病院哥德式大楼的正面望去，有几处亮着灯。他猜想其中一处是阿达拉大夫的办公室。

医院的雇员们私下里说，阿达拉和科勒是死对头。不过，科勒对那位院长倒有几分同情。阿达拉在马斯丹任院长的五年中，医院在政治上和经费上都困难重重，他一直在为医院的生存而奋斗。大多数州立精神病院都关门了，代之以社区范围的小型治疗中心。但总得有收留这些犯罪型精神病人，还有那些贫穷的、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

马斯丹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阿达拉利用州政府提供的一点点经费努力使他管辖下的可怜病人们得到人道治疗，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力改善他们的处境。这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科勒本人早知如此也许就会放弃行医的行业。

但科勒对他的同情仅止于此。他知道阿达拉每年收入十二万二千美元，其中包括州政府的津贴，而他每周最多只工作四十个小时。阿达拉不阅读最新的学术文献，不进修业务，很少和病人谈话，最多只是像当权的政治家那样假惺惺地跟病人打打招呼。

科勒最不满意的是阿达拉没有把马斯丹医院当作治病的场所，而是当作监牢与看管所的混合体。他的目标是管制病人，而不是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阿达拉为自己辩护说，州立医院的职责不是治好病人，而只是看管他们，让他们不要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

科勒反问：“那么治好病人是谁的职责呢，医生？”

阿达拉又会反驳：“你给我钱，先生，我就给他们治病。”

科勒初到马斯丹医院来时就与阿达拉很不融洽。科勒在马斯丹设立了“社交治疗项目”，让非犯罪型病人——主要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学习与其他人一道工作、交往，目的是在病情逐步好转后升入斯汀森附近的恢复治疗中心，最后使他们能在自己的公寓里独立生活或是回到家中。

阿达拉机警地意识到，他在马斯丹的肥缺一旦失去，在别处绝对再找不到，所以他绝不愿意让这个夸夸其谈的纽约大夫用那些新式疗法来哗众取宠。弄得不好会把马斯丹这艘破船折腾翻了。最近他曾想把科勒调走，理由是这年轻医生到马斯丹来没有通过本州申请职务的正当手续，但这个藉口站不住脚，因为科勒不从这里领取工资，算作外来约聘医生。另外，病人们听说他们的迪克医生要走，就吵嚷得不可开交。阿达拉不得不让步。科勒继续巩固他在医院的地位，竭力讨好医院的正式职工们，与实际的权力中心人物——护士、秘书、护理员——交朋友。科勒和阿达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马斯丹的许多医生都觉得奇怪的是，科勒如果自己开业可以有很丰厚的收入，何必到这儿来拿这份低工资，受这份罪。然而迪克·科勒是个不断对自己提出挑战的人。他本是艺术史系成绩优秀的研究生，却突然在二十三岁时改行学医，进入纽约大学医学院。后来他克服官僚制度设置的重重障碍，获得了在马斯丹、福拉明顿等州立精神病院作访问医生的资格，他在这些地方每天工作十二至十五个小时。

压力是精神病人最可怕的敌人，但压力却激励科勒大夫上进。

今夜他坐在那辆旧车里，打开检查病人用的笔型小手电，阅读一份文件。是关于迈克·胡鲁贝克个人情况的极简单记载。因为他是个穷病人，关于他的入院和过去接受治疗的记录的材料极少。这倒不能怨阿达拉院长。胡鲁贝克常在街头流浪，住过那么多医院，用过不同的名字，从没有过连续完整的病历。他患的是一种特殊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