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吃，还叮嘱我们：“嚼得越久就越甜，口水里面有糖。”我试过，果然如此。她给那些菌子取出最好听的名字：包子菌、凉山菌、红衫菌、公主菌，等等。靠着这些野菜和菌类，我们才保住了性命，而她，因为绝食和劳累，终于死于水肿病。她躺在我们那个大床上的一角，全身肿得如气枕，脸如尸布，下陷的两眼闪出刺人的亮光。她反复地告诉我们：电灯的拉线开关上站着两只好看的小白鼠，正在做游戏。“下来了！下来了！捉住！”她大叫，眼中泪光闪闪，面孔上冷汗淋淋。在她安静的时候，她就凝视窗户上的那片太阳光，带着笑意问我们记不记得夏天的事。“其实鬼是没有的，我活了六十岁，从来也没见过。”她握着我的手说。她的掌心潮润，发热，完全不同于往常那种冰凉舒适。临死前有人送来了补助给她的一点细糠，她再也咽不下去，就由我们姊妹分吃了。糠很甜，也许是外婆的血，那血里也有糖。我们喝了外婆的血，才得以延续了小生命。

外婆死了，但我一点也不悲伤，我还不能理解“死”的含义。在我的概念里，“死”只不过是一件黑的、讨厌的事，不去想它就完了。只要火红的落日从茅厕后面掉下，塘边升起雾气，我蹲下来细细一听，就听到了那种脚步声：“踏、踏、踏……”炎热的空气发出咝叫，天地万物都应和着这庄严神秘的脚步，夕阳的金门里窜出数不清的蝙蝠，我的小脸在这大的欢喜里涨红了。

到今天我仍然有这个习惯，就是屏住气凝神细听，那脚步声在我的血管里响起了。经常地，它竟会震昏我的头脑。

父亲戴一副近视眼镜，做起事来兢兢业业，有板有眼。从食堂买回的钵子饭少得可怜，他便想了一个办法：用筷子轮流将我们碗里的饭掏散、搞碎，松松的竟堆了起来，然后心满意足地说：“叉起（掏松）又起又是一碗！”每顿饭都不厌其烦：叉。直叉得我们皆大欢喜。喝稀饭则教导我们大家舔碗：“粮食呀，可惜了的。”一轮一轮舔得干干净净，不用洗碗了。一日，看见他笑呵呵地在门口的太阳光里朝我招手，用筷子敲得一个茶杯当当直响，卖关子地问我们大家里面是什么。原来是他用十几朵南瓜花拌一点点面粉炸成的丸子，我们一人吃一口，余味无穷。之后他要反反复复地问我们：“好吃吧？”直到我们咽着唾沫全体作出肯定的答复，他才为自己的杰作连续好几天得意。他在屋后种了十几株南瓜，每天一下班就去照料，不停地浇尿，授粉。结果长得茎肥叶大，却并不结南瓜，就算结了一两个也仅只拳头大。他疑惑极了，反复地叨念：“怪事！怪事！”他还种了一片红薯，莳弄得更认真。一九六二年我们搬到对河去了，他叫哥哥借板车过河来拖红薯，还迟疑不决地推想：一板车究竟拖不拖得了啊？要是剩下来，就送人吧？结果哥哥拖回一车红薯藤，还有一些根。父亲看了半天，说：“莫不是有人偷过了？”哥哥肯定说没人偷，那块土好好的嘛。那么，是不是掘得太浅了呢？也不是，有的地方掘了一尺来深呢！又反复念叨：“怪事。”等我们吃完他那些好一点的料子衣之后，苦日子已过完了，他还留下一件皮大衣，是三百元买的，他逢人就说：“这是我抢救出来的东西啊！”那时我的肺病越来越严重，家里给订了一瓶牛奶。牛奶拿回来清清的，掺了不少水，我喝完后父亲就在奶瓶里倒半瓶水，使劲摇，然后一饮而尽，抹一抹嘴说：“牛奶是甜的，有蛋白呢。”他这么说，我还以为牛奶里面掺了鸡蛋呢。一次他兴高采烈地带回一只受了伤的小鹰，他告诉我们是撞到办公室里给抓住的，这种东西非吃肉不可。但是哪来的肉呀？他又说青蛙也可以代替。于是我们拼命地去找青蛙，等我们找了青蛙回来，他却把鹰放掉了，说是我们养不活，要饿死的。“它还想来叼我的眼珠呢！”他夸张地说。父亲与世无争，从不与周围人密切来往，每天坐在桌边看唯物辩证法著作，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