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我对过的大脸蛋不会放过三角五一磅的火鸡，他将它照上一只火鸡的殡葬法再来一次，光烤好三明治再熬汤，完成另一个以人类消化系统为流水线的殡葬流程，使人、火鸡、自然、宇宙形成一环扣一环的生态轮回。

大脸蛋的呼吸在这间不足六平方米的审讯室里气味浓重。没有窗子，我怀疑他是否嗅得到他自己的口腔气味。那是火鸡罐头的气味。若是打开一盒火鸡罐头狗食，跟这气味会比较接近。

“嗯，嗯，——这里：你十八岁被指定为特别记者……”

“对不起，是特邀记者。”

“有什么不同？”

“特邀记者是非本职记者。由于特殊需要，临时或者偶然地充当记者”你对中国行政编制的知识相当初级。我有闲工夫的话得从abc给你补课。

“当时你是少尉军衔？”

“是的。”

“为什么会指派你做特邀记者？”

“中越一干起来记者不够。”我讲了你不会相信，我是主动申请得到这个职位的。

“你主要的功用——比方说，你专门做哪方面的报道？”

“这可没一定。见到什么就报道什么。”

“以什么方式把报道发回你们的总部？”

“嗯？”当然不会用谍报装置。

“我是问，你所做的报道，当然要以最快的通讯渠道送往总指挥部……”

“噢，你是这个意思。”你想打听我军的通讯系统？“我不属于报道战斗实况的记者。我主要的任务是撰写英雄人物。比如一篇两三万字的报告文学，写一个烈士的成长史，牺牲经过。你读《纽约人》杂志吗？”

“不读，很抱歉。”

“没什么……”

“我一直想订它，可是时间不够。”

“那是。这年头谁时间够？”大概你是词汇量不够，趣味也不够。你这样的人家里，在马桶旁边放个小杂志架，上面插着“oney”“reader’sdist”，“peopleagaze”还有专门抓拍名人们最丑恶一刹那的“nationalenirer”，大概也会有整天搬弄好莱坞是非的“vaityfair。”

“《纽约人》杂志上时常出现的人物专访，跟我当时写的报告文学比较接近。”

“我能想象，大概那类文章相当有民族主义情感。”他认为他捉住了一点佐证，眼睛里出现了孩子气的自以为是。

“我认为该叫它爱国主义。”

“但这两个主义是一个主义。”

“那么你把你们著名的肯尼迪总统演讲中，那些鼓舞人心、煽动情感的词句叫爱国主义呢，还是民族主义？”你们的肯尼迪总统简直就是滥情，美国硬汉颇酷的滥情。

“我觉得你在这一点上有些糊涂。”

“是吗？”你这肥大火鸡似的糊涂蛋。你该去专职扮演圣诞老爹。满大街的圣诞老爹没一个有你形象好的。你那两个大红脸蛋若去摇一只铜铃，为“救世军”搜集人们口袋里的硬币，一天的铃摇下来，你准拎不动那只盛硬币的铅桶。

他在婆婆妈妈给我指出，我糊涂在哪里。

“你看，这是两个社会性质的分歧：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有制国家，如果以爱国名义启发国民的民族意识，跟一个私有制国家以爱国主义对国民的召唤，是性质不同的。难道你看不出这是两种性质？”

“我看不出，对不起。”

“没关系……”

“不过我想我们时间都有限——我的期终作业交不出来会有严重后果。”

“什么后果？”

“非常严重的后果。”你反正不担当我的任何后果。包括我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