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怎样才能得到大信用卡公司的信用卡吗？”国务院安全部的调查员说。

“不知道。”

“很简单，先得到小信用卡公司的信用卡。”

“噢。”

“没有小信用卡公司的信任，你永远不会得到大信用卡公司的信任。”

“噢。”

“连汽车加油站这样小的信用卡都得不到，你永远甭想在美国建立个人信用档案。”

“那可不。”

“没有信用档案可查，在美国就等于没你这个人。”

“没错。”

“想想看，那不就等于我无从下手吗？”

“嗯？”你要下什么手？！

“你想想我们怎么下手弄到你的信用资料呢？它压根就没存在过。你没有借过钱，请问谁来证明你会准时还钱？不能弄清你是否会负责任地还清债务，将来你作为一名外交官妻子我们怎么能保证你会有个清白的个人信用记录？而没有清白的信用记录，谁又能担保你在经济一旦陷入困境时能够回绝一切叵测的经济援助——我这里讲的所谓经济援助，就是一切敌视美国的国家对你进行的收买。”

“您是说：像我这样的穷留学生，想证明自己的清白信用是没门儿的？”

“谁说没门儿？你应该花些力气在信用卡公司建立一定的信用。”

“怎么建立？”

“跟他们借钱。”

“不借钱就不清白？”

“不借钱怎么能证实你借了钱会负责任，守规矩地还钱呢？”

我绝望地慢慢笑起来。这比《第二十二条军规》更让人绝望。这绝望更深奥、更广茅。

“你说我们怎么证实你的信用良好？无法证实。”他说。

“可不。”我说。

“不过我相信我帮得上你的忙。”

我看看他的面孔，跟一小时前一样不关痛痒的面孔。原来他可以把善意藏得如此严密。

他说：“我可以向你的房东打听，你是否拖欠过房租。相信他们会给我一个美满的回答。这样，你不就有了初步的信用审核了吗？”

我的心成了一个空谷，“完蛋了完蛋了”的回声从谷底一圈圈升上来。

“我的房东是一对牧师夫妇。”我心想，我这时来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

“你知道？”

“安德烈≈8226;戴维斯告诉我的。”

“哦。”

“你还想告诉我什么？”

“没什么。”

“你想告诉我，fbi跟他们打了交道，令他们非常反感？”

我看着他。原来你全是装的——你假装不知道fbi先一步插手了这件事。

“我并不知道fbi先一步已插手了这件事。但我可以推断，fbi一旦插手，该不该搅和的，他们都搅和得差不多了。所以我断定你的房东烦死了他们。”

“没错。fbi把我房东的尿都快烦出来了。”

他的脸头一次出现了有一定幅度的表情。他这表情大致可以被解读为惊愕；为我这样素素净净、斯斯文文吐出如此不雅的字眼惊得舌头堵在了两排被矫正得十分完美的牙齿之间。假如他的牙齿不那么整齐洁白，他的面孔可能会多一点表情，多一点活力。

“你会什么时候给我的房东打电话呢？”

他看着我，自认为他自己有副意味深长的样子。“没准我不打电话。换了我，fbi也会把我的尿给烦出来。”他慢条斯理，像是要跟我赛一赛，看谁把粗话讲得更雅，谁能在讲这类时尚脏话时更时尚，更酷，更是眼都不眨。他误认为我跟一般美国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