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小宁：不知为什么，虽然表面看，《花腔》作为小说的难度系数高，但赢得知识分子共鸣并不难。难的反倒是《石榴树上结樱桃》这样的现实题材。因为有人在纠结那里面的细节像不像的问题。我在这里理解为，对于一些历史处境，大家其实已经有了可以意会的共识，而对现实情境，这种共识很难达成。所以写作现实题材，对当代作家来说，反而更难。你有没有感到这种把握之难。是什么自信支撑着你要完成这么一个现实表达？

李洱：几乎在所有的文学研讨会上，你总能听到一个说法：生活太丰富多彩了，超出了作家的想象力。在生活面前，尤其是在当代生活面前，作家们显得如此无能。其实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为什么？因为作家写到小说当中的故事，只能是成千上万上亿的故事中的一个。换句话说，它是所有想象中的一种想象，是所有现实中的一种现实。很多现实肯定要大于一种现实，就像二大于一。

以前的作家，在处理这个矛盾的时候，找到的一个基本办法，就是所谓的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把山西的矿难、河南的艾滋病、火车站的乞丐、洗浴中心的小姐想办法糅到一起，把人物的命运弄得越来越乖舛，叙事的线索拧得越来越紧，拧断拉倒，不拧断绝不罢休。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受到感动，受到刺激，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叙事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但是，稍微想一下，这里面有很多不真实的成分，有很多矫饰的成分，有逗孩子的成分。我更愿意把一个故事，几个故事，老老实实地写下来，和读者对话。它很真实，你不能说这不是生活中发生的故事。那么好吧，咱们就坐下来聊，一页一页地聊，谁也别端架子，有那股聪明劲你也别显摆，至少要先掖着。说说看，你是怎么理解的，我是怎么理解的，怎么会这样，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反正是平等对话。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对现实的表达。我知道有人说，你写的不像农村。可当代的乡村生活，是只能够用一种模式去套的吗？要是套不住该怎么办？套不住，那可就是石榴树上结樱桃了。

孙小宁：从德国总理送中国总理你的小说这一点上看，这部小说确实引起了西方兴趣，至少他们愿意以此来了解中国的现实农村。就我个人猜度，他们是不是对你笔下“计划生育”与选举更感兴趣呢？

李洱：在没有跟西方的读者接触之前，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但当我用中文朗诵小说的时候，当德国朋友用德文朗诵小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中国读者和西方读者感兴趣的地方，几乎是一致的，笑，不笑，皱眉，展眉，茫然，释然，那种情绪的曲线没有大的差别。

如果有差别，我想，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处理问题的方式，他们会感到奇怪，他们会把它看成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而我们经常会把它看成是世故。其实世故不就是哲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