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天真

当初我的老师於可训教授约我参与《我读文丛》的写作时，提了几位作家供我选择。我相当鲁莽地问，在分析和评价作家作品时，能不能有否定性的意见。於老师说，你可以换一种方式说出你的批评，生硬地说“不行”恐怕不太好。然后依允我自己找一个作家。我找到李洱，於老师爽朗地答应了。

我决定写李洱时，只闻其名，不识其人，但我曾经仔细地读过《遗忘》和《花腔》，更早以前粗略地读过他的第一部小说集《饶舌的哑巴》，觉得很不错，很对自己的口味。所以，我选他作解读对象是有着虽不上台面但有非常充足的理由的。一是，我写他至少不必一开始就作负面的考虑。二是既然如此喜欢他的作品，我佑计自己看不出他的不足——我们被自己的偏好蒙住眼睛的时候还少吗？即使看得出来，在批评的时候也一定会有适当的方式。三是，这是最重要的，凭阅读李洱所获得的感觉，我相信自己完全不必考虑什么方式；果真想“否定”时，尽可以直截了当。我唯一要做到的是诚实。后来的深入阅读、与李洱的交谈，都验证了我当初的感觉。

与李洱的对话构成了本书的第三部分，第一次对话是在4月，后面两个对话在暑假期间完成。这些对话是在我写作此书最重要的时间里，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它们对此书的影响可想而知。对话时，我先提出一批问题，得到李洱的回答以后，再从中发现新的继续交流的话题，如此往返再三。因此，这些对话出现在书里的顺序不一定循着说话时间的先后，放在后面的问答往往是最早终止的。在提问时，我也没有十分明确的思路，甚至没有什么目的，开头多半是就着自己的兴趣再稍稍考虑一点作家访谈的常规路子，而后则凭问题本身和谈兴来左右了。和李洱谈话时那种诚恳而放松的氛围让人着迷，我常常觉得，一个认真的人免不了使人感到无趣，而一个有趣的人又总是不那么认真，如果你看到李洱所说的话，就能看到他的认真而有趣。如果时间和体例允许，我真希望能让李洱答出一本书来，这本书一定比我所写的精彩得多。我请他谈论的问题都是自己正在考虑的或已经写过的，但他的回答比我的思考更深切。所以，大凡对话已涉及的内容，我在自己的写作部分都作了删削，这也是对话对我的影响之一吧。

在动手写作之前，我精心选择了一批需要重读的理论书籍，并在遍览李洱作品的基础上确定了一批需要再次重读的篇目。没有料到的是，当完成此书的篇幅到了，时间也到了，却发现自己竟然没能实施这个计划！特别是，当看到那些书中我亲手折叠的无数页码仍然厚厚地折叠着，亲手画拉的无数红蓝道道和小字条仍然原样摆着，亲手写下的许多批注和灵感自己竟然看不懂了，我感到很怪异，并且惶恐。所幸我可以安慰自己，在完成任务以后才能更从容地重读；所幸我深知导师於先生的宽宏和悦，他的鼓励使我更加谨慎也更有自信心，我经常将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和不成熟的文章呈给他，都能如愿找到出路，所以这一次也不必有什么心理负担了。

我依从惯例写了后记，但不想再依从惯例在后记的结尾列出一大串我应该感谢的名字。把感谢藏在心底，对我而言是防止它们变质的最好的唯一的办法。话虽这样说，我攻读学位时的导师尹均生教授和王又平教授，以及母校其他老师和同事们的音容笑貌，此时却鱼贯闪现在我的脑海里，但此时并不是表达感激的适当时机。

2006年10月15日，武昌素俗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