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初夏，坐在华东师大文史楼前面的草坪上，仰望着天上的流云，我心中一片迷惘。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了小说写作，但从未向编辑部投过稿子。我写作，只是因为我喜欢写作，喜欢用文字表达自己的迷惘。那种迷惘与古曲诗词中的伤春和悲秋，愁绪和牢骚，并不完全相同。在八十年代，也只有在八十年代，几乎所有人都是进化论者，都认为今天肯定比昨天好，明天肯定会比今天好，甚至明天的“恶”也要比今天的“恶”更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但是在面对“美好的未来”的时候，人们却往往会有一种奇怪的迷惘之感，那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迷惘，不知道自己会以何种形式进入到“美好的未来”当中，那种感觉就像一对童养媳夫妇，不知道如何度过自己的新婚之夜。

我记得格非从铁栅栏上跳了过来，跳进草坪，来到我的身边。他手中拿着一封信，信封上有《关东文学》的字样。格非把那封信再次掏了出来，让我分享他的幸福。那是宗仁发的一封信。宗仁发告诉他，他的中篇小说《没有人看见草生长》即将在《关东文学》上发表。在那个年代，发表一篇中篇小说是一个重大事件。当其时也，所有的刊物，无论是国家级刊物、省级刊物还是地级刊物，都将宝贵的篇幅留给了右派文学和知青文学，用来满足他们巨大的倾诉欲望，亲爱的读者也都竖起耳朵，以聆听他们的倾诉。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只有《收获》和《关东文学》敏感地意识到一种有别于知青文学和寻根文学的新的文学潮流，正在默默形成，并且即将洪波涌起。格非那篇引自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小说的题目，其实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即没有人知道历史是如何形成的，就像没有人看见草生长。但宗仁发却敏锐地看到了草尖正如何钻出雪被，他看到了雪被下广阔的草原。当时，他不仅编发了格非的中篇处女作，而且编发了后来被称为第三代诗人的众多代表作品。就我的记忆所及，人们后来耳熟能详的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作品，几乎都是在当时的《关东文学》上发表的。如果我的记忆没错，我最初阅读到的唐晓渡、刘晓波、李劼、吴亮、朱大可等人的文章，也大都是在这份刊物上面。正是阅读了唐晓渡的那篇文章，我知道了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多年之后，当我看到这部小说的时候，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竟然是《关东文学》的封面：“关东文学”四个字印得很大，是金黄色的，而背景的图案却像是蜡染后的粗布，或者薄暮中的树皮，在精巧的布局中又透露出一种粗犷之美。

格非的幸福极大地感染了我，大约半年以后，我在写作毕业论文的间隙，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名字叫《福音》。我写的是一个接生婆的故事，写这个接生婆如何将我接到人世。我想都没想，就直接寄给了《关东文学》。我当然盼望着它能够发表，但我却知道这是一种奢望。没多久，我就毕业了，带着一腔的不情愿回到了河南。最初的忙乱过后，我又开始了写作。我把我的小说像鸽子一样放了出去，但它们飞走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很多年之后，我看到叶兆言的一个说法，他说他最初投稿的时候，退稿信总是像鸽子一样准时地飞回来。我当时就想，叶兆言比我幸福，因为他还有机会再次看到那些鸽子。坦率地说，我当时对写作已经失去了信心。1987年冬天，我在毕业半年之后，又回了一趟上海。在上海，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封信，是宗仁发寄给我的信，里面还有一份《关东文学》，上面刊登着我的那篇小说。宗仁发关切地询问，我毕业分到了哪里，是否还在写作。我立即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看到了文学的大门向我启开了一道缝隙。我心中感慨，宗仁发的来信才是真正的福音。我还记得，我当时领了七十五块钱的稿酬。对我来说，那称得上一笔巨款，一时间我都不知道怎么花了。如果没有宗仁发，我当时是否会中止写作，我还真是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