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另外一个例子是刚刚去世的作家史铁生先生，历史或许将证明，史铁生先生在文学史上地位足以与鲁迅先生比肩。但我这里要说的不是他的文学地位问题，而是这样一个行动不便、日常生活的半径相对而言比较狭窄的作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也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创作，而且篇幅浩繁。中国作家的这种创作实践，往往不能为外国的批评家所理解。我本人就不止一次亲耳听到外国批评家，批评中国作家的长篇小说越写越长。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作家懒惰的标志，说明了中国作家对读者的不负责任。事实上，只有充分理解中国经验的复杂性，才能够理解中国作家为什么会做出如此艰苦卓绝的努力，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让我再次回到我前面提到的在瑞士参加的那个文学节，提到那株苹果树。我记得在那个文学节的节目单上，印着公元八世纪的中国诗人杜甫的诗句：“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这句古诗可以勉强译为：我们所身处的世界如此艰难，谁又愿意敞开胸怀说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在随后的讨论中，我认为与会的中国作家确实响应了杜甫的感召，在瑞士这样一个中立的国家，非常坦诚地说出了自己对文学，对中国现实的看法。但在私下的交谈中，我仍然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与会的翻译家、批评家和记者，大都倾向于认为，中国作家并没有说出自己真正想说的话。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中国作家其实深深地将自己的心肝掩藏了起来。这个事实很可能说明，中国作家对当下生活的真实感受，并不符合西方作家对于中国的想象。在温暖的友情和温柔的笑容背后，我们对于中国现实的理解其实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去年春天，我们终于有机会能够再次沟通，能够让对方看到自己的“心肝”。这是因为，瑞士文学节的一个主办者来到了中国，这一次我才知道她不仅是个诗人，是欧洲某文学基金会的负责人，而且是个摄影家，而且还是瑞士某地方议会的议员。我们之间又进行了非常坦诚的交流。比如，我知道她一个人在议会中占据了两个席位，因为她所在的党派只有她一个人，而这个党派在议会中有两个席位。她本人既是组织，又是个人，既是领袖，又是群众。我曾问她，何不把自己的丈夫和女儿发展成自己的党员？她说，她的丈夫和女儿压根儿就不知道她的党叫什么名字。当然，她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女儿属于什么党派。所有这些情况，都让我大开眼界。有一天下午，我和北大德语系主任黄燎宇先生陪着她去了北京的郊外，在郊外看到了一片苹果树林。就像我当初的房东为我认不出那株树是苹果树而吃惊一样，这位瑞士朋友也认不出眼前正在盛开的苹果树是什么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终于有机会详细讨论中国的苹果树与瑞士的苹果树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我们在许多方面都达成了共识。当然，我必须提到的是，我们之所以有机会进行详细的讨论，是因为冰岛的火山爆发所形成的火山灰，阻隔了她的行程。于是，接下来，我们又共同讨论起了欧洲的火山灰。我们意识到，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虽然火山灰远在欧洲，虽然它只是灰尘而已，但是它的影响却波及到了遥远的中国，并使我与这位瑞士朋友能够结下深厚的友谊。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