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大卫召我去他的办公室，他恐怕是记起了我拿他当人肉盾牌从“武器实验室”撤退的事，记起了我是如何拿枪顶住他的头，说不在乎他是死是活。

佐伊在旅馆的大堂里跟我碰头，她先是领着我穿过一条主走廊，又穿过另一条悠长狭窄的走廊。透过右边的窗子，我可以看到一小群飞机，排成一列停在水泥地上。小雪花轻飘飘地落在了窗玻璃上，瞬间又化了，我嗅到了初冬的味道。

我们走着，我时不时偷瞟她几眼，想看看她在没有别人注意时是什么状态，却发现她跟平时没什么不同——一样爽朗却又像在例行公事，仿佛攻击没有发生似的。

“他现在坐着轮椅。”等我们走到狭窄走廊的尽头，她对我说，“最好别太关注这件事，他不喜欢被人同情。”

“我不同情他。”我努力压制住语气中的愠怒，不想让她有所怀疑，“他又不是我认识的人里第一个中枪的。”

“我老忘了你比我们见证的暴力要多得多呢。”佐伊一面说着，一面抬起手中的工卡在安全屏障上一扫。透过眼前的玻璃门，我看着立在另一头的士兵——他们身子挺拔，枪支抵在肩上，面朝前方站着，我觉得他们得保持这么个姿势站一整天。

我感觉浑身沉重酸痛，仿佛肌肉都被传染了一种深层的精神之痛。尤莱亚依旧昏迷不醒，而我每在走廊、餐厅或宿舍看到托比亚斯，总会想起尤莱亚和在他身旁瞬间爆炸的墙壁。我不知道哪一天——或者说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一天，情况好转，更不知这样的伤是不是能愈合。

我们走过这些站得笔直的士兵，脚下的瓷砖地板也变成了木地板，墙壁上挂着一排用镀金画框装裱的油画，大卫的办公室门前搁着一只台座，上面摆着一捧花。这些不过是细节的装饰，其精致优雅却让我顿觉自己衣服上粘了一层尘土。

佐伊敲了敲门，一个声音从屋里传来：“请进！”

她推开门，却没跟我进去。我踏进大卫的办公室，里面暖意融融，宽敞明亮，没有窗子的墙边摆着一排排的书，屋子左侧是一张上方带有玻璃屏幕的桌子，右侧是一个小实验室，实验室的陈设都是木制而非金属的。

大卫坐在轮椅上，腿被某种僵硬的材料包着，用来固定腿骨，帮助愈合。他脸色发白，没有一丝血色，却还算精神。眼前的这位中年男子与攻击情境模拟和那么多人的丧命脱不了干系，可不知怎的，我怎么也没法把他和那些可怕的行径联系到一块儿。不知是不是所有邪恶的人都如此，他们的外表和言谈，与好人无异，甚至和好人一样讨人喜欢。

“翠丝。”他转动着轮椅，来到我身前，抓过我的一只手放在两手之间。我也紧紧反握住他的手，尽管他的手如纸一般干涩，而我又憎恨着他。

“你真是非常勇敢。”他说着就松开了我的手，“你的伤怎样？”

我耸耸肩道：“和以前比起来，不算什么。你呢？”

“估计得过些时日才能走路吧，不过他们对我有这个信心。我们这边有人在发明先进的腿支架，若真有必要，我可以当他们的第一批实验者。”他说着，眼角显出一道道细纹，“能不能把我推到桌子旁？我还是不太习惯用这玩意儿。”

我将他那双硬邦邦的腿拉到桌子下面，让他身体的其他部分随着过来。等我确定他的坐姿合适了，就坐到他对面的椅子上，强迫自己挤出一个微笑。为了给父母报仇，我必须让他对我的信任和青睐保持下去，而愁眉苦脸换不来他的信任。

“请你来主要是想道谢。”他说，“我想大部分年轻人要是遇到这种场面，估计都逃走了，而你依旧来帮我。也没有几个人能像你这样拯救基地。”

我想到自己拿枪抵住他的头、威胁着要他命的画面，不由咽了下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