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尖，压低声音说：“或者说，你想去杀谁？”

顾里沉默而愤怒的站了起来，面无表情的转身就走，在她摔门出去的瞬间，我扯着嗓子补了一句，“我靠，你别不是已经杀完了，找我去分尸吧？”我望着她的背影，用充满胜利的喜悦劲儿说：“我可不做力气活儿！

当我成功地把顾里气走了之后，我非常自豪。从来都是我被顾里整，难得我能把她气得翻白眼。我发现对付顾里的方法，只能采取唐婉如的路线：剑走偏锋、出奇制胜、怪力乱神、火树银花，必须采取“三没”政策：没皮、没脸、没脑子。

但是，当我满脸微笑地重新躺回我的被子里一分钟之后，门被推开了一条缝，然后，一只看上去就是刚刚涂过了昂贵手霜的葱花般的纤白玉手伸了进来，手指上轻飘飘地拎着一只闹钟，那只手无耻地把闹钟放到门口的茶几上，然后就缩了回去。一分钟之后，我的耳膜都快被这只我完全找不到方法关掉声音的闹钟震疯了——更加令人发指的是这个闹钟的铃声是一个女人歇斯底里的尖锐笑声，听上去特别像顾里那个不要脸的在冲我放肆地大笑：“咦~~~~哈哈哈哈哈哈，呜~~~~哈哈哈哈。”

我像一只被佛光笼罩了的妖精一样，呲牙咧嘴，跪在地上现出了原型。

三分钟后，闹钟安静了，顾里裹着她那身夜黑风高的行头，再次飘到我的床边，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发，一双眸子柔情似水地对我说：“起来么？我房间里还有另外三只闹钟。”

十分钟后，我披头散发地出门了。出门的时候，顾里提醒我，“把你的包带上。”

我被扔进一辆车的后座，昏头昏脑的，车就开出了我们小区的门口，开进了南京西路。我感觉到这并不是顾里的车，崭新的内饰甚至还透着新鲜凛冽的皮革味道。“这车是谁的？”我摸着屁股下面高级柔软的小牛皮，瞄着后座宽敞得几乎能让我把腿儿伸直的空间，问前面正戴着白手套开车的顾里。顾里看了一眼后视镜里的仿佛刚刚被人从麻袋里放出来的蓬头垢面的我，说：“顾源的，这个败家子。”

凌晨5点的南京西路像一座遗迹。华灯初上时的那种快要把人逼疯的金光四射和横流物欲，此刻全部消失了踪影。只有头顶寂寞的路灯依然亮着，刷拉拉整齐的一排，把这条全中国最繁华的商业街照得像是火葬场大门外的那条通天大道。偶尔路过几个正挥舞着扫帚或者拿着高压水龙头冲洗昂贵的大理石地面的清洁工，他们在每一个上海还没有苏醒的凌晨，见证着这个城市难得的寂静。只是他们一直是被人们遗忘的一群人，每一个阳光灿烂的白天，当人们路过恒隆广场或者波特曼门口几乎一尘不染的大理石地面时，没有人会想起他们，在这群穿着同样的西装拿着同样的手机用着同样的笔记本，甚至说着同样的话的被称作白领的人们眼里，上海似乎本来就是这样干净的，就像一个活人，在每一个疲惫的夜晚倒头睡去，天亮后，又会恢复全身的精力。

只有两边高大的梧桐树在快要破晓的夏末凉风里，摇动出弥漫一整条街的树叶摩挲声，沙沙作响，听起来像是头顶移动着一座塔克拉玛干沙漠。当年唐婉如对此还有一句经典语录：“塔克拉玛真他a生猛，连沙漠都不放过！”——她把塔克拉玛理解为了一个人名，也把“塔克拉玛干”的“干”字，理解为了一个发音为四声的动词。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我看着鬼祟的顾里，从后视镜里看见她此刻双眼精光四射、杀气腾腾。我身体里的生物自我保护本能瞬间又启动了。我对这个眼神记忆犹新，每当我人生要倒大霉的时候，我都会看见顾里的这种眼神，她大姨婆死了——穿着那套现在已经无法再买到的chanel套装。按照她姨婆死前的遗愿，当她被推进焚化炉的时候，她必须穿着这套chanel。这对于顾里来说，当然是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