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拉过上了一种新的生活。她本该是快乐的，在只有两三间屋子的公寓里住了那么些年，本该是苦尽甘来了。不就是这样吗？为了这座大房子，诺姆曾经拼命地工作，米拉也是。并不是所有努力工作的人都能过上这种生活，他们算是幸运的。米拉有了自己的车，是诺姆的旧车。他给自己买了一辆新的名爵和一座带四间浴室的房子。在与自己的良心搏斗了一阵，又和诺姆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争论之后（他不想直说他不愿意请人做家务，而是说他们只能请一个黑鬼女人，而她无疑会把他们洗劫一空——好像他们有什么可偷的东西似的），她还有了一台烘干机、一台洗碗机、一个每两周会给厨房地板打蜡的丈夫，以及一个用来洗床单和诺姆的衬衣的洗衣房。到了一月份，床单再也不会冻得硬邦邦的了。

她在那空荡荡的大房子里踱步时这样安慰着自己。她站在宽敞的门厅里，望着那盏豪华的枝形吊灯和旋梯对自己说，一定要快乐，应该快乐。她别无选择。快乐是她身负的道德责任。她也不是很不快乐，只是——空虚。

在贝尔维尤，生活节奏和以前不一样。她每天早上七点要和诺姆一起起床，在他洗澡和刮胡子的时候煮好咖啡。他早饭不在家里吃。她会和他一起坐下来喝咖啡，他则在这时给她安排家务：西装要洗，鞋子要修，要去银行办点儿事，要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因为他的车上有了凹痕。然后他就走了，她则把孩子们叫醒，在他们穿衣服时，为他们准备好煎鸡蛋。趁他们吃饭的时候，她换好衣服，然后开车送他们去校车站。除了诺姆，每个人早上心情都不好，所以他们很少说话。送完孩子们后，她就返回家。

那是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候。她从大门进来，走进厨房，屋子里满是培根和烤面包的味道。炉子上还摆着油腻腻的煎锅，锅的后面是溅满咖啡渍的咖啡壶。脏碗摆在餐桌上，四床被子还没有叠，屋子里丢满了穿脏的内衣裤。客厅和餐厅里也满是灰尘，起居室里还扔着昨晚用过的苏打水杯和掉落的薯条屑。

令她烦恼的不是那些要做的活儿。它们并没有对她产生多大影响，也并非多令人讨厌。只是，她感觉，其他三个人都过着自己的生活，而她却得围着他们团团转，替他们收拾残局。她成了一个仆人，他们一分钱都不给她，却希望她没完没了地干活。作为回报，她可以把这里叫作她的家。可这也是他们的家啊。她只在每天早上送孩子们去上学后想这个问题，其余时间，她并不多想。她也会小小地犒劳一下自己：我要做这个，还有那个，然后我就坐下来看会儿报纸。该做的还是得做，她把一堆衣服丢进洗衣机里，打扫厨房，叠被子，整理房间，然后动手收拾家里的其他地方。你不得不每天都收拾一遍，因为房子太大了。当她四肢着地，打扫着巨大的浴室时，她告诉自己，她算是幸运的。米拉心想，擦洗三个男人用过的厕所、浴室地板和四面的墙壁，这是每天必须做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女人比男人更理智。她们不必去接触那些男人才提得出的疯狂或荒谬的计划，她们有自己必须做的事——刷马桶和擦地板。她不断这样告诉自己。

大概十一点半的时候，她重新煮了一壶咖啡，坐下来一边喝咖啡，一边看《纽约时报》，这是她的另一份小小的奢侈享受。她至少要坐一个小时，逐字逐句读完报纸上的内容。下午，她就去完成她的任务。没有任务的时候，她就去找莉莉、萨曼莎或者玛莎。可三点钟她必须回家，孩子们该回来了。他们年纪太小，还不能独自待在家。对于这点，她倒不是很在意，尽管她也希望偶尔能有那么一次，她可以想在外面待多久就待多久，尽管她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到那时，莉莉、玛莎或者萨曼莎的孩子们也都回家了，女人们就得围着孩子转。那只是她渴望中的自由的感觉。可是，孩子们回家后，她喜欢和他们说话。他们聪明又有趣，她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