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曼莎渡过了难关。她经历了一年半的地狱般的生活（法律与经济方面），最后在小镇另一头的一套小公寓里安顿下来。她知道，只有和她的朋友们待在一起，她才有救，而无论如何，她最后终于得救了。为了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她又开始上夜校了。至于她如何付学费的，我也不知道——萨曼莎向来是知道怎么从牙缝里省钱的，或者说，她被迫学会了。他们有饭吃，孩子们很健康，有时候甚至很开心。他们虽然年纪小，但经常帮萨曼莎做家务。他们很懂事。一九六四年，弗勒八岁，休吉五岁了。十年后的今天，弗勒就上大学了。不管怎样，他们还是挺过来了。萨曼莎当然有了变化。她变得非常瘦，直至现在，还一脸苦相。她只靠救济金过了几个月，这让她觉得很丢人。可之后，她又会说，谢天谢地，幸亏那几个月还有救济金。也有一些男人喜欢萨曼莎，有时候，她说她想再婚。可不知为何，她总是下意识地与他们保持一点儿距离。她还没准备好将自己的人生交到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手里，毕竟，要结婚就得这样。所以，她仍然保持单身，如今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当地的一家小公司当办公室经理，母子三人靠她税前二百美元的周薪过上了还算宽裕的生活。一九六四年的夏天，充满了痛苦、改变、失去和艰难，此外，他们还面临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那就是他们能否生存下来，即使生存下来了，又如何继续存活？在一个富裕的社区，若孩子缺少教育会怎样？这样的悲惨先例人人都听说过。不过，她的孩子非常懂事，这也许是萨曼莎教得好。将来的事谁又说得准，你还不是得熬过去，期望着一切都会变好。

米拉并不觉得自己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萨曼莎的朋友和她住得很近，而米拉住在贝尔维尤，忙着给家具抛光。米拉给萨曼莎的那笔钱（想不到的是，一年半以后，萨曼莎还想着要还给她），是她离宣布独立最近的一步。诺姆也明白。他从不提起此事，可是，看到支票簿后的那几周，他对米拉很疏远。他看她的眼神很冷漠，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她常常想把此事摊开来说个明白，可是她不敢。她还记得上次他们谈起此事时的感觉，害怕诺姆再说什么，害怕知道诺姆的真实感受，害怕再次体验那个晚上的可怕心情。他们也就继续这样过下去。八月，那几个年轻的民权捍卫者的尸体找到了，警方开始寻找责任人，这真是徒劳又可笑。也就到此为止了，米拉苦涩地想。她发觉自己的嘴唇紧紧抿着，显出淡淡的痛苦。她继续擦拭家具。

然而，玛莎的生活很混乱，在那几个月，她经常来找米拉——她唯一可以倾诉的人。她的眼里、笑容里、声音里还满是大卫的影子，但这并不是爱慕。她对大卫了解得很透彻。她知道他傲慢、自私、有魅力、威严、聪明、偶尔犯蠢、非常刻薄、小气。可这些她全都可以接受。“我还能有多高要求呢？”她笑着说。有天晚上，他们在图书馆的复印室里大吵了一架，他想复印自己准备出版的论文，而她要复印她某一门课的论文，可即便她的论文五点钟就要交，他也不肯让她先复印，最后还把它撕得粉碎。米拉惊呆了：“所以你就这么认了吗？”

“我揍了他，”玛莎说，“我朝他脸上打了一拳，还踢了他一脚。”

“那他呢？”

“他还手打我。”她说着摘下太阳镜，露出青肿的眼睛。

“天哪！”

“嗯，”她继续得意地说，“然后，他重新把我的论文打了出来，还跟他的朋友爱泼斯坦教授解释，说我没按时交论文都是他的错。我不知道爱泼斯坦怎么想，他可能觉得我们都疯了吧。可他并没有因为迟交而扣我的分。”她又笑了，“那是一场权力的较量，我们一直都在斗个不停。但我能理解，我承受得了。乔治的问题在于，他从不还手，总是让我跟自己的愧疚感搏斗。乔治只会生闷气。我倒宁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