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瓦尔谢了他，挂掉电话，跌坐回椅子上。然后她又站起来，从一个柜子里翻出电话簿，翻到黄页。她给航空公司打电话，预订了第二天早上的飞机。她转向米拉。

“你能开车送我去机场吗？”

当然，米拉和本都很乐意送她。

瓦尔一边抽烟，一边等着。二十分钟后，她往克丽丝的寝室打电话，可是没人接。她又等了十分钟，又打过去，还是没人接。一群人又陪她等了一个小时。她打了六次，可还是没人接。巴特的膝盖都有点儿发红了。

瓦尔叹着气坐下来：“她去别的地方了。还算明智。可能和她的朋友在一起。”她站起来，从架子上拿出一本小便笺本，翻了一遍，又拨了一个号码。此时，已经是凌晨四点了。有人接了。瓦尔的声音压得很低，可仍然有些发颤。她在告诉对方克丽丝被强奸的事。“好的，我明早飞过去。”一阵沉默，接着她说，“是的。”又沉默了。然后她挂了电话。她转向她的朋友们。

“是克丽丝的爸爸。我觉得他应该知道。我以为他想知道。过去十四年，她每年假期都是和他一起过的。她可不是陌生人。”她的语气很奇怪。

“他说什么？”米拉问。

“他说有我去就好了。”

她走到橱柜前，倒了杯酒。她啜了一口，试着对他们笑一笑。那笑容仿佛是从她脸上撕裂出来般的扭曲。

“回家去睡一觉吧。谢谢你们留下来。不管我愿不愿意，你们都留下了。我不希望你们留下，但又很感激你们留下了。我发现，我希望留下来的，是那些不管我要不要他留下，他都会留下的人。”

他们笑了。如此沉重的时刻还这么啰唆！

早上九点半，她穿好衣服，装好行李，米拉和本载她去洛根国际机场。她预订的航班十一点起飞。她承认自己失眠了，可是，一夜无眠之后，瓦尔的状态并不算糟。第二天，她才显露出疲态。所以，她离开的时候仍然很有精神。

她回来后，才显得憔悴了一些。她回来那天，朋友们都没见到她。她和克丽丝从机场搭了一辆出租车回家。几天后，瓦尔才给她的朋友们打了电话。她只去了四五天。大家过去看望她和克丽丝，可是，她俩都很奇怪。克丽丝沉默寡言，只是呆呆看着这些去年秋天曾和她一一道过别的人。她缩在椅子一角，情绪很消沉。瓦尔紧张而冷淡。她试着和大家聊天，但看起来很勉强。她也没留他们，大家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就离开了。他们很担心，相互之间也在商量该怎么办。最后，他们决定让她俩独处几天，再找个时间去看望她们。

那段时间里，我见过瓦尔，她的眼神令我刻骨铭心。很久以后，我又见到了那样的眼神。一个在集中营里度过了青年时代的波兰籍犹太人，就曾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造成他们那样眼神的原因或许不可相提并论，但也不能说毫不相似。因为不久之后，我听说了那件事的细节。

那天，克丽丝刚参加完一场芝加哥的和平示威游行往家走。她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正在兴头上，非常开心。游行过后，她和几个朋友还有一个老师一起出去吃了点儿比萨，喝了些啤酒。克丽丝的公寓附近很安全，所以她出了车站之后步行回家。她走得很累，鞋子也不好穿，鞋跟太高，脚踝处还有搭扣。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她独自走在人行道上，突然，一个男孩从停着的两辆车中间蹿了出来——是蹿，不是走出来的，他直接挡住了她的去路。那一刻，她很害怕，想到这破鞋子，穿着它们根本跑不快，可她又没法立刻把它们脱下来。他问她要一支烟。她给了，想从他身边绕过去，可他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你要干什么？”她喊道。“火柴。”他向她晃着手里的烟说。“让开。”她说。可他不放。“你不放开，我怎么拿火柴？”他放开了她的胳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