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有点像个付学费的游客。他在法学院的地下室里打牌赌钱，在雷诺俱乐部里打台球，到五十三街的一个赌注登记处去赌马。如果他去听课，在肯特大演讲厅——半圆形的阶梯教室——面对学术上任何常识性笑料，也许是出于自得其乐，他常常会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可是，”他解释说，“那个傻瓜想要推销一点行为主义的破烂货，说什么一切思维活动都得用言语，因此它有一部分必定是在喉咙里和声带上进行的——这就是他所谓的‘受抑制的默说’。因而他们对哑巴的思维活动感到非常好奇，于是就弄来几个哑巴，在他们的脖子上装上仪器，然后给他们讲三段论。可是他们想要的资料全从指缝里溜掉了，不用说，因为哑巴是用手语交谈的。于是他们又给哑巴的双手都上了石膏，把它们固定住。哦，就在那家伙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实在忍俊不禁，开始哈哈大笑起来，于是那傻瓜就叫我离开教室。”说到这儿，克莱姆先是不好意思地一笑，接着便纵声大笑起来。哈哈哈！高兴得满脸通红，但随之又变得闷闷不乐起来，他想起了自己的苦恼，老天爷给他的赐予太短斤缺两了。我再三劝他说，他的想法不对头，他不需要在任何方面装扮弥补。现在正是他偷情猎艳的时候，他的外貌有着刚健的男性气概，尽管有些夸张的地方，比如他蓄的那撮小胡子，还有那套二十二块五角钱买的赌徒们穿的条纹外套——尽管他有钱，但他喜欢分期付款。他说：“别对我讲好听的话，奥吉。你大可不必。”有时候，他会对我摆架子，那神气就像叔父对待年纪差不多的侄儿。他极力想装出中年人的老成。他认定这合那些偏爱有阅历男人的女人口味，可以得到她们的青睐。一位有点憔悴，有点愤世，也有点放荡不羁的叔叔。这就是他想扮演的角色。

“啊，你呢，奥吉？你怎么样？”他问道，“你在这儿鬼混点什么？你的好机会多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的毛病是你老要找个人当你的经理。现在你又跟那个墨西哥人搞在一起。你干吗把一切事情都丢到脑后？”

“什么一切事情？”

“我不知道。不过看你躺在这把柳条摇椅上，胸前抱着一本书，悠闲得很，让大好时光白白地流过，其实你本该有千百桩事情可以做的。”

克莱姆的胃口很大，他认为世界上有许多应当得到的东西。只要想到他认为自己得不到这些东西时有多伤心，你就知道他的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我知道，他指的是金钱、荣誉以及被你的爱弄得完全不由自主的女人，还有大笔财产。他受到了这千百桩事情的困扰，有时我也如此。他坚持认为我应该有所作为，至少也应该练习一下怎样才能使自己有所作为。他认为我应该专心致志于如何出人头地，不该自甘落后而应奋发向上，独立不羁等等。我对于自己被吸纳入某种比我更强大的东西，心里当然有点不满，我也无从成为一颗独特杰出的星星，吸纳能量，成为世界上一群人心目中光彩夺目的太阳——给他们的不一定是温暖，而只是普卢塔克那种光辉。能出人头地，那当然很好，让人高兴，可是做太阳神的儿子？我连做梦都不敢想。我从来都不妄想超越我自己的素质和体能。总之，每逢克莱姆这样的人规劝我恭维我时，我从不认真听取。我有我自己的顾问班子，倒不是它不会出错，而是它出的错是我担当得起的。

克莱姆跟我谈这类大事倒不是在跟我开玩笑，不过他来这儿跟我谈天并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他不是特意来给我打气，或者告诉我吉米·克莱恩的消息，说他已经结婚，有了一个孩子，现在在一家百货公司工作，或者是说他兄弟想去百老汇闯天下。他来是因为他正在追一个住在这幢房子里的一个叫咪咪·维拉斯的姑娘。

咪咪不是大学生，她在埃利斯大街一家学生餐馆里当女招待。我曾以鉴赏的眼光注意过她，也许我较有资格对她作出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