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词语的关系出现了变化。这是因为在1917年左右，中国有一个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是少有的由知识分子发起的文化运动。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号召人们使用白话文。在以前，中国人使用的语言被称为文言文，而之后使用的语言被称为白话文。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事实不能不提，即中国的明清小说，基本上都是白话小说，跟现在的语言非常接近。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人现在使用的语言，包括书面语，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从明清小说发展而来的。如果说，没有普希金，就没有现代俄语；没有《圣经》在德国的翻译出版，就没有现在的德语。那么我们可以说，没有中国的明清小说以及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白话诗歌、白话小说的出现，就没有现在的中国语言。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学对中国现实产生过多么巨大的影响，它影响了我们的舌头，也影响了我们的思维。需要说明的是，明清时代的作家之所以要使用白话写作，就是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能够被下层人民听懂。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作家为了提高自己作品的发行量。不，要知道在1949，更不要说在1917年以前了，中国绝大多数下层人民是不认字的，是无法看懂小说的。作家之所以使用一种能够被大多数人听得懂的语言来写作，是要通过那些游街穿巷的说书人，来向底层人民讲述他的故事，讲述他对国家的忧虑，来告诉人们他所认识到的世界的真相。这是中国作家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追求的体现。

在中国，任何一个作家，包括我，都首先生活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之中。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的文学艺术开始大量地进入中国。它本来属于“他者”，但当它影响到中国作家的写作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他者”，而成了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这次来到西班牙的几个中国作家，也大都是在八十年代完成自己的文学教育的。我本人是在八十年代完成大学教育的，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小说和拉美小说的情景。我也是在那个时代熟读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熟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熟读塞拉的《蜂巢》以及今年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略萨的作品的。这些西班牙语的作品，毫无疑问，也深深影响到中国作家的写作，中国作家从中体会到了西班牙语作家处理现实的方法。在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过程中，因为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在中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所以中国作家和中国读者，总是习惯于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那些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尽管我们每个人的写作都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是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应该是我们的共同点。中国作家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对于社会的进步，对于世风民俗，起到积极的作用。或者说，中国作家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具有萨特所说的“介入文学”的特征。

我记得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名叫洛尔迦的西班牙诗人曾经写道，“再小的手，也不能把水的门打开”。但是，一只握着鹅毛笔的手，一只握着钢笔的手，一只敲打键盘的手，虽然不能彻底地改变现实，却可以影响到现实，影响到水的流量，并且改变水流的方向。在这里，我也顺便提到了一个中国诗人的诗句。这句诗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作家在处理自己与现实关系的时候的感受：“就像与鳄鱼做爱，又美又疼。”激烈变化的现实有可能是一头凶猛的鳄鱼，但是作家却要勇敢地迎上去，与它发生关系。写作的快感，以及写作的意义，有可能从中诞生。至于我本人，我想，我本人的写作兴趣，在于书写中国现代和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是从传统的深受儒教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向现代的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转变的一群人，或者是在受到西方思想影响之后又试图向传统的儒教思想回归的一群人。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多少失败，就看到了多少希望，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迷惘。我的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