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参加这次对话。“小说与当下生活”，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题目，也是我思考最多的题目，但同时它又是我最难谈论的题目。如果把这个题目，放在中国作家与西方作家的交流的背景下谈论，它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这些变革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文化想象和知识积累。有统计数字表明，现在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的大型起重设备，百分之七十的水泥，都在中国境内。一个外国记者告诉我，他曾经以为中国的国鸟是仙鹤。当飞机飞临中国大地的时候，他看到机翼之下仙鹤成群。后来他才发现，那其实是用来拆房子和建房子的大吊车。我们都知道，“鹤”这个词的英文词“crane，就包含有大吊车的意思。也有人把中国的英文名字China，直译成汉语，译成“拆哪”。前年秋天，我到瑞士出席一个文学节，在房东家的院子里看到一株苹果树，我虽然品尝了树上的苹果，但仍然没有认出它是苹果树。因为它高耸入云，尤如中国古寺中的千年银杏。它的真实年龄是一百零四岁。我相信，如果不出意外，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找不到这样一株苹果树。百岁老人在中国比较常见，但百岁的苹果树，还真的没有。中国的苹果树的树龄一般不会超过十年，十年之内必定砍掉，栽上新的品种的苹果树。而中国现实变化之快，在我看来很可能已经超过了苹果树品种的更新速度。但是，这些变化，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吗？现实是一夜之间变成这个样子的吗？

任何一个从二十世纪走出来的中国人，只要他是一个有历史感的人，他都拥有三种不同的经验：一种是社会主义的经验，一种是市场化的经验，还有一种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深深卷入全球化之后所获得的全球化的经验。这三种经验分别对应于三种不同的时代，而一个时代既可以看成是对另一个时代的发展，又可以看成是对另一个时代的报应。对于一个有历史感的文学写作者来说，这三种经验其实是叠加在一起的。它们相互叠加、相互渗透、进而如地壳中的岩浆一般翻腾激荡。但是，当我们真正试图用小说的方式来描述这种复杂经验的时候，我们又觉得困难重重。因为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从诗词曲赋，到明清小说，到鲁迅，到西方人喜欢的沈从文，他们的作品都从来没有涉及这方面的经验；西方现代主义运动以来，从福楼拜到萨特，从普鲁斯特到罗勃—格里耶，都曾在某一个阶段影响到中国作家的创作，但所有这些作家，他们的作品也从来没有涉及这方面的经验。这使得现阶段的中国作家的写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一种独自的探索。前段时间，在马德里，在跟西班牙作家对话的时候，我说，中国作家面对如此复杂的经验，其写作时候的身影令人想起挑战风车的那个堂·吉诃德。但是，对于中国作家在处理这种复杂经验时所取得的成就，西方的作家、记者和出版机构又能理解多少呢？

我不止一次听到批评家们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长篇小说数量的激增，是受到了市场化的影响。但批评家们，包括一些文学史家，却无法解释这样一种现象：虽然现代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人们本来应该去读短篇小说的，但是读者却奇怪地选择购买更加耗费时间的长篇小说。对长篇小说市场的这种空前繁荣——有些人称为畸形繁荣，人们自然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在我看来，有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决定性的，也可以说更为内在的原因，即：长篇小说与别的文学样式相比，有可能容纳更多更复杂的经验；读者也希望自己的复杂经验，能够在长篇小说中得到验证。于是，我们看到，当代重要的作家，几乎都投身于长篇小说的创作，而且我们的小说越写越长，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山东作家张炜先生的长篇小说竟然长达四百五十万字，我怀疑这是人类历史上至今为止最长的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