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声朗读这些作品：《魔山》、《三个火枪手》、《巴黎圣母院》和《基督山伯爵》。星期天，加夫列尔实在忍受不了这座安第斯山城的寒冷和凄凉，便躲在学校图书馆读儒勒·凡尔纳和萨尔戈里的小说，读西班牙或哥伦比亚诗人的作品。他们的诗篇曾经在教科书上出现，都是些蹩脚的、咬文嚼字的诗人。幸好在那个时代出现了一个文学现象：一群哥伦比亚青年诗人在鲁文·达里奥和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影响下，在巴勃罗·聂鲁达更为直接和明显的影响下，建立了一个名为“石头与天空”的文学小组。这群在文学上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摒弃了浪漫主义诗人、高蹈派诗人以及新古典主义诗人。他们认为可以用比喻来表达他们敏锐大胆的见解。“他们是那个时代的造反派，”今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是说，“如果没有‘石头与天空’，我真不敢说我会成为作家。”

中学毕业后，他考入波哥大国立大学攻读法律。诗歌仍然是他生活中最感兴趣的东西。他不爱读法典，爱读诗歌。诗，诗，诗，如他今日所言。“我最为倾心的消遣（在那个时候）是在星期天登上装有蓝色玻璃窗的有轨电车，只要花五分钱，就可以从玻利瓦尔广场到智利大街不停地兜风。我在有轨电车里度过了那些令人忧伤的下午，那些下午似乎拖着一条由其他无所事事的星期天连缀而成的没有尽头的尾巴。而我在这种放任兜风的旅途中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读诗，读诗，读诗！在城里坐一个街段的有轨电车，我可能就能读一个街段的诗，直到夜雨霏霏、华灯初上的时刻。然后，我跑遍老城里寂静无声的咖啡馆，去寻找一位好心人陪我一起谈论谈论我刚刚读完的那些诗篇，那些诗篇，那些诗篇。”

他对于小说的兴趣是从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的那天晚上开始的。至今，他还记得，他是怎么拿着同学刚刚借给他的那本书，回到坐落在市中心他下榻的穷酸的学生宿舍的。他脱去上衣，脱下皮鞋，钻进被窝，打开书读了起来：“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加夫列尔哆哆嗦嗦地合上了书本。“他妈的，”他想，“原来可以这么干哪。”第二天，他便写出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而把自己的学业忘得一干二净。

当然，他父亲并不理解他这一英雄般的决心。这位昔日的电报报务员满心希望他的儿子能够获得他没有获得的东西：一个大学的学位。所以，当得知加夫列尔荒废学业时，他忧心忡忡，认为儿子是不可救药了。加夫列尔的朋友们出于善意和好心，也这么看待他。他不修边幅，总是夹着一本书出入咖啡馆。他可以在任何场所栖身过夜，所以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浪荡的家伙。不过，这会儿他不再诗啊诗啊地一个劲儿地读诗了，而是小说、小说，着迷似的读小说，先是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是托尔斯泰、狄更斯，再后来是上世纪的法国作家福楼拜、司汤达、巴尔扎克、左拉。

他在二十岁时回到沿海地区。在卡塔赫纳这座由高大的城墙团团围住、有着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阳台和狭窄的街道的古老城市，他又找到了加勒比地区的光与热，并且，还在一家叫作《宇宙报》的报纸积满尘土的编辑部里找到一份撰写短评的差使。他有的是时间写小说，有的是时间跟他的朋友们在这个港口喧闹的酒铺里喝朗姆酒，一直到东方发白，满载着妓女的纵帆走私船起锚驶向阿鲁巴岛和库拉索岛。

说来也奇怪，在这座酷爱跳舞、崇尚美女、盛行棒球的无忧无虑、色彩明快的城市里，居然有人突然对希腊人，特别是对索福克勒斯发生了兴趣，那是由于他的一位对希腊作家了如指掌的酒友的推荐，此公如今是一名生意兴旺的海关律师。那时，他还向加夫列尔介绍了克尔凯郭尔和克洛岱尔。

继希腊人之后，他在文学修养上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