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着飞来横祸。在这些作品中，谁也无法作为一个自主的主体获得有价值的真实的生活。自由的、完整的、因个人行动而获得的有意义的生活，在灰色的、庸常的、规模化的公共经验面前，七零八落，烟消云散。到了贝克特笔下，男女不分、老少不辨、死活不明的戈多，已经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问题了，都已经不再露面了。但这些变化，既不表明作家失去了塑造人物的兴趣，也不能证明作家失去了塑造人物的能力。是啊，戈多虽然没有露面，但那两个喜欢抠脚丫子的流浪汉还是露面了。是啊，不管叙事艺术有着怎样的变化，谁也不会对“写人物”失去兴趣。用一句套话来说，变化并不是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的方法。如果没有对人物的关注，没有对人的精神状况进行探讨，叙事作品的存在理由又该从何谈起呢？就我所知，在经历了狂飙突进的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很多的小说家依然对塑造人物有着足够的耐心、足够的兴趣、足够的勇气。“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惟妙惟肖”这样的评语，用到很多人物形象身上依然有效，依然是人物塑造是否成功的标准。但同时，我们确实又得承认，那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典型人物，确实不再是小说家最重要的叙事目标。我们或许可以说，以前的小说是在塑造人物：从张三身上砍一条胳膊，从李四身上锯一条大腿，从王麻子的老婆那里砍上一对乳房，然后捏造出一个具有某种概括力的人物来，使之具备典型意义。但现在的小说，不再是塑造人物，而是用质疑的目光去“写人物”：通过一个普通的人的观察和描写，来写出入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写出他微薄的希望，他在尘世中的无奈、绝望。人的状况可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难以概括，难以阐明。罗卜·格里耶关于萨特的《恶心》和加缪的《局外人》里没有“人物”的说法可能是荒谬的，但他对现代社会中人的处境的描述，却是准确有力的：行政号码的时代，人类中心说的解体，个性的丧失。对今天中国的写作者来说，情形可能更为复杂：真实的变革在谎言的掩饰下，起初只是悄悄地进行如鬼子进村，后来就像推土机一样堂而皇之地进行如同坦克了。此种情形，令人想起“混账”一词，一切都乱套了，各种不同层面的事物像三明治一般被挤压到了一起。理性对个人及公共生活的规划屡遭重创，知识者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难以获取行动的意义，并时时刻刻忍受历史语境、现实语境以及面对这种语境所产生的内疚、无能等多重压力。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坚持传统的叙述方式，坚持刻画完整的典型人物，无疑有一种虚假的性质。尽管强大的阅读惯性可能使这种写作获得市场和奖赏，但这样一种写作，果真有意义吗？小说叙事的变革从来都是对社会变化的回应，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自然也应该作如是观。我渴望看到这样的小说，下笔就有人，这个人无处不在，他时刻处于公众经验与个体经验的缝隙之中，处于一系列悖反的经验之中，作家与这个人物、人物与自己，以及作家、人物与这个世界之间，构成一种复杂的内省式的关系。在这里，语言既同混账的不良的现实结亲，也同我们固执的美好的愿望结盟。我们可能确实生活在自身以外，我们可能真的无法规划自己的未来，但小说中的那个“我”，那个“我们”，连同那嘴边的笑和眼角的泪，都依然鲜活，并颂祷和怀疑着我们付出的努力。对写作者来说，这可能是我们能够证明自己并非完全生活在自身以外的最后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