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什曾经描述过的境况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也可以被描述成“另一个亚洲”，“另一个东方”。但是我想，无论是亚洲、非洲还是欧洲、美洲的作家，只要具有世界眼光，只要具有清醒的历史感，他都会认识到中国作家的那种“重”的痛苦，依然具有普遍意义。

除此之外，中国已经被深深地卷入了全球化和世俗化的浪潮之中，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感受到另外一种痛苦，这种痛苦对中国人来说还比较新鲜。那就是在中国长达百年的乌托邦梦想破灭之后知识分子灵魂的空虚，由于现代技术对人的统治而带来的无力感，以及被压抑的欲望获得释放之后的困乏状态。这种新鲜的痛苦，如果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说法，或许可以称为“无法承受之轻”。更多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就在这两种痛苦之间徘徊，并为此发出悲鸣。

我最后想说的是，对于“重”和“轻”的双重书写，对于“重”和“轻”的关系的繁复探究，有可能是中国小说的重要篇章。一个民族国家百年来的梦想和实践，中国知识分子百年来的成功和失败，也就在这“重”和“轻”的书写中得到呈现。

（2007年11月，应“亚非作家会议”邀请，李洱赴韩国全州出席会议。此文为李洱在这次会议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