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如厕训练;不可以谈论高中辍学;绝不可以谈在晚上狂欢的事;可以没完没了地谈论自己的房子;可以谈钱,但不可以谈资金问题;可以谈论新水壶的价格;可以谈论税收提高了多少;不可以谈论家里入不敷出。你可以谈论你的丈夫或妻子,可也只能说某些方面。可以提他刚加入了高尔夫俱乐部,可以提他刚买了一台割草机,也可以提他升了职,但绝不可以提他刚被查了税,否则意味着你地位不保。而且,如果你提到他周六晚上在俱乐部里喝醉了,跟人打架,那么你会说出这件事带给人的震惊比这件事本身给人的震惊还要大。有些事可以提一下,但不能说得太详细。比如,那年夏天,关于亚当斯家的闺女在离家三栋楼开外被强奸的那件事。大家都知道她晚上十点从汽车站步行回家,突然一个男人朝她走过来,然后……你懂的……那可怜的孩子开始尖叫,可是没人来救她……后来她被送到了医院,但她看上去并无大碍。叹息声、啧啧声不绝于耳。这些留白导致大家穷尽一切想象,把这件事想得非常暴力、下流。毫无疑问,对沃德先生和沃德太太的每位朋友来说,“她被袭击了”这句话包含了许多隐含的内容,那些未说出口的细节,每一个都演变为生动的桃色画面,盘旋在苍白的事实后面。
沃德夫妇不喜欢犹太人、有色人种、生很多孩子的天主教、离婚以及其他不同寻常的行为。沃德太太瞧不起爱尔兰人(他们搭棚子住)、意大利人(邋遢、有大蒜味)、冷漠的英国人(她从没说过自己和丈夫是否属于这类人)、德国人(酒鬼和恶霸)、法国人(好色——尽管她一个法国人也不认识)和共产主义者(他们就像面目模糊却无比可怕的魔鬼)。至于其他人种,则太过陌生,甚至不被认为属于人类的一员。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们周围的环境改变了,各种各样的人搬了进来。于是,好奇又爱社交的沃德太太会停住脚步,跟婴儿车里的婴儿温声细语地说话,然后不知不觉又和婴儿的母亲攀谈起来。她可以跟别人解释:“嗯,虽然他们是……但他们人真的不错。”她甚至还有一个犹太人朋友。
米拉离婚,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可怕的打击。他们无法原谅米拉成为第一个让家族蒙羞的人。尽管他们知道提出离婚的是诺姆,知道米拉曾经是一名模范妻子,可他们仍然深信,妻子的首要职责就是牢牢地抓住自己的丈夫,而米拉失败了。诺姆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住在那座漂亮的大房子里,这让他们很受伤。他们只是偶尔和米拉提一下,可每次提起,眼里都会有一种悲痛的神情。
“那天我们去巴克斯特家时,路过你以前的家,看见诺姆栽了新的灌木。”他们说。
每次米拉到家,他们都会激动地拥抱她、亲吻她。他们会给她做午饭,然后坐在餐桌旁喝咖啡,问她:接下来要去哪里?路上堵不堵?学业还顺利吗?这对沃德太太来说,又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她一辈子都想不通,为什么一个中年女人还想回去读书,每当想起这个问题,她就很难忍受。你现在在干什么?口试。噢,是什么口试呀?噢,那之后呢?你什么时候才能毕业,重新回到成人世界?论文。噢,当然。论文都写的什么?去年他们也问了同样的问题,而且明年还会再问。
朋友的话题在家里是可以讨论的,于是米拉会和他们讲发生在她朋友间的新鲜事。可他们除了瓦尔,谁都记不住,哪怕她经常和他们提起伊索,以及最近在她信里提过的克拉丽莎和凯拉。似乎在他们看来,瓦尔和她年纪差不多,所以才能被归为朋友之列,而其他人则只是“年轻学生”。米拉决定给他们讲讲派对的事。他们听得云里雾里。沃德太太不明白,那些年轻学生本来就没多少钱,为什么还要浪费钱去做这些无聊的事。
“为了好玩啊。”米拉说。可沃德夫妇更不能理解了。
聊天过程中她提到过几次本,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