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是否还认为当时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或者是否认为这仅仅是途中的一个意外，而当时我们未能分辨清楚？

加：我认为，我们当时在拉美通讯社的做法是正确的。要是我们还留在那里，当时的教条主义分子就会抓住我们的思考方式，给我们扣上这么几顶大帽子：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走狗，等等。你大概还记得，我当时默默地躲开这种纠缠，继续写我的小说，在墨西哥一面写电影剧本，一面就近密切关注古巴革命的发展和变化。依我看来，古巴革命在经历了最初几场巨大的风暴之后，正在艰难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道路上行进，不过这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更加民主、更加令我们大家满意的社会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前景。

门：你对此确信无疑吗？相同的原因会导致相同的结果。如果古巴把苏联那一套制度（如单一政党、民主集中制、对人民实行铁腕统治的国家安全机关、由政府操纵的工会，等等）作为自己的样板，那么，你所说的那“更加公正、更加民主的社会制度”肯定会像在苏联那样受到非议。你难道没有这种顾虑？

加：问题是从什么角度进行分析，你们始终坚持“古巴是苏联的卫星”这种偏见，而我却不以为然。你只须跟菲德尔·卡斯特罗打一分钟交道，就会发现他不听任何人发号施令。我认为，二十多年以来，古巴革命一直处于危急状态，这要归咎于美国所持的不谅解和敌视态度，他们不能容忍在离佛罗里达九十海里的地方存在这样一个样板。不能责怪苏联，如果没有他们的援助（不管其动机和目的如何），就不会有今天的古巴革命。只要这种敌意不消除，古巴就只能处在危急状态之中，被迫进行自卫以谋取生存，被排除在它所处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区域之外。哪一天这一切都正常了，我们哪一天才能进行对话。

门：一九六八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同意了（尽管有所保留），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加：众所周知，我已发表了抗议声明。如果再次发生类似事件，我仍将采取同样态度。我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立场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完全不存在什么巧合），他最后到底为苏联入侵进行了辩护，而我是永远不屑为之的。但是，他在他的演说里对人民民主的内部情势所做的分析，比我在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篇文章里所持的观点还要尖锐、惊人得多。不管怎么说，拉丁美洲的命运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在匈牙利、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决定，而只能在拉丁美洲决定。舍此之外，任何别的想法都是欧洲式的执念，关于这一点，你提出的一些有关政治的问题也不能幸免。

门：七十年代，古巴诗人埃韦尔托·帕迪亚被捕并发表其著名的自我批评之后，我和你的好几个朋友都对古巴政权保持距离，而你却没有。你没有在我们发起的抗议电报上签名，反倒回到古巴，跟菲德尔交上了朋友。是什么原因促使你采取了这种对古巴政权极为有利的立场？

加：因为我想掌握更加确切、更加直接的情况。政治上的成熟使我对现实采取了一种更为心平气和、更为耐心和更富人情味的谅解态度。

门：许多像你这样的拉丁美洲作家把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成是一条充满希望的出路。难道你不认为这种“爷爷辈的社会主义”已经有点儿过时了吗？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慷慨的理想，而是一种不怎么吸引人的现实了（你承不承认？）。波兰发生那件事后，人们不再相信工人阶级在这些国家掌握着权力。在腐朽的资本主义和同样腐朽的“社会主义”（带引号的）之间，你是否看到我们这片大陆还有第三条出路？

加：我没想过什么第三条出路，我认为有许多出路，也许在美洲，包括美国在内，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条出路。我认为，我们必须寻找我们自己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