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美玲给我的红包是个非常吉利的数字，888.88元。

我数了数说：“翁妈妈，你哪里找来的8毛钱啊？”

翁美玲笑而不语，又递给我一张卡。

我狐疑地接过来，刚想开口问她，她却先说话了：“密码是你的生日最后六位数，有空去改改。”

她没告诉我里面有多少钱，我也不好再问。接过卡小心地揣进衣兜里，我道谢说：“谢谢翁妈妈。”

过年给压岁红包，是中国几千年留下来的传统。比如我们小时候，与其说盼过年，倒不如说是盼过年的压岁红包。压岁红包里的钱，小孩子一般都有自主权。特别是父母给的红包，基本可以自由支配。这对于一年到头没零花钱的孩子来说，其诱惑力度大过任何美食。

我爹给我的压岁红包从来没超过十块。少不更事的时候给的更少，能有个三五毛钱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到了我十五岁以后，红包的数字大了起来，基本维持在五块以上。

现在突然接到翁美玲给我这么大的一个红包，惊喜之情顿时不溢于表。

压岁红包区别其他收入，似乎它有特别的意义。但凡接到的压岁红包，不管多少钱，给人都会有莫名其妙的欢喜和快乐。

窗外复归宁静，三十的夜，比任何时候的夜晚都要来得安静。人们结束了一年的奔波劳累，趁着这短暂的一个晚上小憩。不管多忙的人，这个时候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开始安静地享受一年一度唯一能让人心安理得休憩的时光。

翁美玲开始忙绿大年初一要过早的早餐。这又与我老家的习惯几乎完全一致。我老家在大年初一的早上，每家每户都会将大年三十晚上准备好的瓜果点心端出来，家家户户必定会煮几个鸡蛋，每个人都会在起床后吃上一个圆溜溜的鸡蛋，预示着新的一年圆满平安。

翁美玲的这些做法我居然没有任何的违和感，我仿佛有在家过年的感觉，心情如窗外渐渐明朗起来的天空一样，万里无云。

瞌睡终于在黎明时分到来，我歪坐在沙发里，看着联欢晚会的重播，想着天明后该与谁打电话拜年。

茶几上的电话响了起来，铃声在宽阔的大厅里回响。

翁美玲系着围裙，从厨房里出来喊我：“梓阳，来电话了，接呀。”

我心里想，谁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来呢？真是不懂事啊！

拿起电话，里面突然传出梁松的声音，吓得我差点扔了电话。

“梓阳，是你啊！”梁松的声音不高，而且带着浓浓的鼻音，似乎他感冒了，我甚至能感觉到他呼吸的粗重。

“是我，梁爸爸！”我认真地回答他说：“新年好！”

他在那边轻轻笑了笑，说：“你妈在吗？”

“在，我去叫她。”

“先不忙，我给你说几句话。”梁松缓缓地说：“今天是过年，家里一定喜庆。”

“是！”我老实说。

“我现在给你说的话，你要记在心里，明白吗？”梁松的口气显得很凝重，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一块石头一样，扔在我心里就像要砸出一个坑来。

“明白！”

“从现在起，你要好好照顾你妈。”

我心里一顿，感觉这话听起来很别扭，于是说：“照顾翁妈妈有你，我是儿子，我会尽到做儿子的责任。”

梁松就轻轻叹了口气，过一会说：“梓阳，你别怪我，有些事，我也是身不由己。”

我越听越糊涂，但不祥的感觉却开始强烈起来。

“出什么事了？”我好奇地问。

“没出什么事。”梁松说：“我打电话给你，就是想说三句话。”

“您说。”我将话筒紧紧贴在耳边，生怕漏掉哪怕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