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瓦尔谢了他,挂掉电话,跌坐回椅子上。然后她又站起来,从一个柜子里翻出电话簿,翻到黄页。她给航空公司打电话,预订了第二天早上的飞机。她转向米拉。
“你能开车送我去机场吗?”
当然,米拉和本都很乐意送她。
瓦尔一边抽烟,一边等着。二十分钟后,她往克丽丝的寝室打电话,可是没人接。她又等了十分钟,又打过去,还是没人接。一群人又陪她等了一个小时。她打了六次,可还是没人接。巴特的膝盖都有点儿发红了。
瓦尔叹着气坐下来:“她去别的地方了。还算明智。可能和她的朋友在一起。”她站起来,从架子上拿出一本小便笺本,翻了一遍,又拨了一个号码。此时,已经是凌晨四点了。有人接了。瓦尔的声音压得很低,可仍然有些发颤。她在告诉对方克丽丝被强奸的事。“好的,我明早飞过去。”一阵沉默,接着她说,“是的。”又沉默了。然后她挂了电话。她转向她的朋友们。
“是克丽丝的爸爸。我觉得他应该知道。我以为他想知道。过去十四年,她每年假期都是和他一起过的。她可不是陌生人。”她的语气很奇怪。
“他说什么?”米拉问。
“他说有我去就好了。”
她走到橱柜前,倒了杯酒。她啜了一口,试着对他们笑一笑。那笑容仿佛是从她脸上撕裂出来般的扭曲。
“回家去睡一觉吧。谢谢你们留下来。不管我愿不愿意,你们都留下了。我不希望你们留下,但又很感激你们留下了。我发现,我希望留下来的,是那些不管我要不要他留下,他都会留下的人。”
他们笑了。如此沉重的时刻还这么啰唆!
早上九点半,她穿好衣服,装好行李,米拉和本载她去洛根国际机场。她预订的航班十一点起飞。她承认自己失眠了,可是,一夜无眠之后,瓦尔的状态并不算糟。第二天,她才显露出疲态。所以,她离开的时候仍然很有精神。
她回来后,才显得憔悴了一些。她回来那天,朋友们都没见到她。她和克丽丝从机场搭了一辆出租车回家。几天后,瓦尔才给她的朋友们打了电话。她只去了四五天。大家过去看望她和克丽丝,可是,她俩都很奇怪。克丽丝沉默寡言,只是呆呆看着这些去年秋天曾和她一一道过别的人。她缩在椅子一角,情绪很消沉。瓦尔紧张而冷淡。她试着和大家聊天,但看起来很勉强。她也没留他们,大家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就离开了。他们很担心,相互之间也在商量该怎么办。最后,他们决定让她俩独处几天,再找个时间去看望她们。
那段时间里,我见过瓦尔,她的眼神令我刻骨铭心。很久以后,我又见到了那样的眼神。一个在集中营里度过了青年时代的波兰籍犹太人,就曾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造成他们那样眼神的原因或许不可相提并论,但也不能说毫不相似。因为不久之后,我听说了那件事的细节。
那天,克丽丝刚参加完一场芝加哥的和平示威游行往家走。她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正在兴头上,非常开心。游行过后,她和几个朋友还有一个老师一起出去吃了点儿比萨,喝了些啤酒。克丽丝的公寓附近很安全,所以她出了车站之后步行回家。她走得很累,鞋子也不好穿,鞋跟太高,脚踝处还有搭扣。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她独自走在人行道上,突然,一个男孩从停着的两辆车中间蹿了出来——是蹿,不是走出来的,他直接挡住了她的去路。那一刻,她很害怕,想到这破鞋子,穿着它们根本跑不快,可她又没法立刻把它们脱下来。他问她要一支烟。她给了,想从他身边绕过去,可他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你要干什么?”她喊道。“火柴。”他向她晃着手里的烟说。“让开。”她说。可他不放。“你不放开,我怎么拿火柴?”他放开了她的胳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