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不错，说她理解丈夫需要能在一场显然不会太容易的谈话里自由、放松地交谈，但是丈夫绝对无法知道的却是，埃莱娜从她工作的旅游公司打了两通电话，第一通打给自己家里，第二通打给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希望有幸能撞见丈夫和他正在通电话，这样，她就能够确信事情在向前推进，而这一次她同样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愈来愈明白的却是，在那么多次失败的尝试之后，我们只有扪心自问——为何我们总是做我们不知为何要做的事情——才能循着这个问题找到对我们行为的一种恰当的解释。出于一种信任和调解的精神，可以假设，如果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的电话接通了，安东尼奥·克拉罗的妻子会不等回答便挂掉电话，显然她不会说，我是埃莱娜，安东尼奥·克拉罗的妻子，不会问道，我想知道您近来如何，这样的话语，在当前的情形下，如果并非完全不合时宜，也是有些唐突的，因为这两个人之间，虽然已经交谈过两次，并不存在足够的亲密，使得一个人很自然地对另一个人的精神和健康状况感兴趣，不能因为这些表达是日常用语就把它作为过分亲近的借口，这些日常用语，原则上并不强迫或者承诺任何事，除非我们想要我们的听觉器官适应于可能的言外之意的复杂疆域，正如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为了启蒙那些对话外之音比对话语意义本身更感兴趣的读者而详尽展示的那样。至于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在结束了与安东尼奥·克拉罗的谈话之后，他无限释怀地斜倚到椅子上长舒了一口气。如果问这两个人里的任何一个，在他看来，到目前为止，谁在游戏里占据着主动，他将会倾向于回答，是我，虽然他毫不怀疑，另一个被这样问起的时候也会有足够理由给出同样的答案。他并不为见面选在离城市如此遥远的地方而担心，并不为知道安东尼奥·克拉罗将携带武器而不安，即便他确信，和对方信誓旦旦的相反，那支手枪，很有可能是支手枪，将是上了膛的。以一种他自认为完全缺乏逻辑、理性和常识的方式，他相信他将要佩戴的假胡须会在戴上以后保护着他，这个古怪的确信基于一个坚定的想法，即绝对不会在见面伊始就把它摘下，只有在过了许久之后，当双手、眼睛、眉毛、前额、耳朵、鼻子、头发的绝对的一致得到了毫无分歧的证实。他将带去一面足够尺寸的镜子，以便，在终于摘掉胡须之后，两张脸，一张挨着另一张，能够在镜子里做直接的比对，如此，眼睛可以从它们隶属的那张脸移动到它们有可能隶属的另一张脸，而镜子将宣布最后的判决，如果此刻所见的是相同的，剩下的一切也该是相同的，我想你们没有必要脱掉所有的衣服继续比下去，这里不是裸体主义者的海滩，也不是尺寸和重量的竞赛。宁静而充满自信地，仿佛这步棋从一开始就被预料到了，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再次投入工作，一边思考着，正如他对历史研究的大胆提议一样，人们的生活也可以从后往前讲，等待它到达终点，然后，一点一点地，回溯直至泉水的源头，一路上辨认小小的支流并航行其上，并且意识到，每一条支流，包括那些最狭窄和流量最小的，就它自己来说，也是一条重要的河流，而且，以这样一种徐缓、悠长的方式，关注水流的每一次闪耀，从水底上升的每一个泡沫，每一次陡倾的加速，每一回泥泞的悬置，以便到达故事的结尾，在所有瞬间的开头放置一个最终的结点，并且消耗被如此讲述的人生所真正经历的时间。我们并不着急，当我们沉默时，我们有这么多要说，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嘀咕着，继续工作。黄昏前，他打电话给玛利亚·达·帕斯，问她是否愿意下班后过来，她回答说好的，但是不能耽搁太久，因为妈妈的身体不大好，于是他对她说不用来了，家庭义务应该放在第一位，而她坚持说，至少去看看你，他同意了，说，至少我们见见，仿佛她是一个被爱着的女人，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