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就是在这场战争中获得自由党所授的革命军上校军衔的。对于外祖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这么一件事：他去世前不久，我不记得是因为什么，大夫给躺在床上的他检查身体，在看到挨近腹股沟的一块伤疤时突然停手了。我外祖父对他说：“这是枪伤。”他曾经给我讲过好多次内战，因此我对这段历史特别感兴趣，几乎在我的所有作品里都出现过这段历史，但是他从来没有给我讲过他原来是挨了枪子儿才落下那个伤疤的。他跟大夫这么一说，对我而言，就像是揭开了一件具有传奇英雄色彩的事情。

门：我一直以为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跟你外祖父相似呢……

加：不，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跟我心目中的外祖父形象是完全相反的。我外祖父身材矮胖，面色红润，而且非常好吃。我后来还了解到，他在男女私情方面也是肆无忌惮的。布恩迪亚上校可就不同了，他不仅在外貌上像拉斐尔·乌里韦·乌里韦将军那样瘦削，而且在性格上也像他那样趋于严肃。我当然没有见过乌里韦·乌里韦，但据我外祖父说，在我出生以前，他曾经路过阿拉卡塔卡，还跟好几位曾驰骋战场的老军人一起，在我外祖父的办公室里喝过啤酒呢。他在我外祖母眼里的形象，就跟《枯枝败叶》中那位上校的妻子阿黛莱达所描述的一模一样。在小说中，据她自己说，她第一次见到那位法国大夫，就觉得他极像一个军人。虽然小说里没有明说，但是我内心深处很清楚，她认为他就是乌里韦·乌里韦将军。

门：你怎么看你和你母亲的关系？

加：从我童年时代起，我和我母亲的关系可以说一直是严肃有余。也许，在我一生中，这是最为严肃的关系了。我认为，我和我母亲可以无话不谈，但是谈话的时候，几乎总是亲密不足，严肃有余，而且严肃得有点儿职业客套的味道了。这种情况很难用言辞解释，但事实确实如此。也许是因为我和父母亲一起生活时已经懂事了吧（在我外祖父逝世之后）。我母亲把我回到自己家里看作是一个她能与之商量事情的人回来了，那时她孩子众多，又都比我幼小，她因此把我看作是能帮她考虑令人十分头痛的、棘手的家庭问题的人。那时，有一段时间，我们真是穷到极点了。再说，我和我母亲总没有机会在一起生活较长时间，因为没过几年，我满十二岁后，就先后去了巴兰基亚和锡帕基拉上中学。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我们彼此见面的时间一向很短暂，先是在学校放假的时候，后来是我到卡塔赫纳去探望她，而且每年不超过一次，每次也只有十五天。这必然会在我们的交往中造成一定的距离感和拘谨的心理，其最自然的表现就是严肃。而现在，从大约十二年前我有条件这么做的时候起，我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每个星期天总在固定的时间给我母亲打电话，只有很少几次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没有打。这倒不是说，我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个孝子，也不是说我比别的兄弟强，而只能说，星期天的电话联系仅仅是我们之间极其严肃的关系的一部分。

门：她真能轻而易举地发现你小说中的密码吗？

加：是的。在我所有的读者当中，她最具备这种直觉能力，并且理所当然地掌握着最为确切的材料来在现实生活中识别我作品中的人物。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几乎我笔下的所有人物都像拼图似的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物的不同部件拼搭起来的，当然也有我自己的部件。我母亲确实很了不起，她在这方面的才能就跟考古学家凭着挖掘时发现的一根椎骨就能复原史前动物一般准确出众。她一面读我的作品，一面就会非常本能地剔除添加的部件，辨认出我借以塑造人物的那根最原始、最基本的椎骨。有时候，她读着读着就会说：“啊呀，我可怜的大兄弟，你怎么在这儿呀？一副娘娘腔！”我于是就对她说不是那么回事，书中那个人物跟她的那位老弟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