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也只是说说而已，因为她知道我明白她了解情况。

门：你塑造的女性人物中，有哪一个跟她相似？

加：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发表之前，没有一个人物是以我母亲为基础的。《百年孤独》中的乌尔苏拉·伊瓜兰在性格上有她的某些特点，但有更多我在生活中认识的许多其他妇女的特点。事实上，乌尔苏拉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妇女形象，从塑造经典妇女的范例的意义上来说，跟我原先设想的形象是吻合的。但是，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事实正相反：随着我母亲年事渐高，她跟我心目中的乌尔苏拉的总体形象越来越接近，她性格的变化也主要是这个意义上的。因此，她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的登场，似乎也可以说是乌尔苏拉这个人物的再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是我母亲的真实写照，跟我亲眼所见一模一样，所以，她在那本书中用的是自己的名字。她唯一一次对此发表评论是在她看到自己名字的第二部分“圣地亚加”的时候。“啊，我的上帝，”她嚷嚷起来，“我这一辈子都躲着不用这个难听的名字，可现在倒好，全世界都要知道了，还会译成各种语言哩。”

门：你从来不谈你父亲。你记忆中他是什么样？你今天对他又怎么看？

加：我在满三十三周岁的时候，忽然意识到，我第一次在我外祖父母家里见到我父亲时他正好是这个岁数。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刚巧是他的生日，有人对他说：“你已经满了基督的年龄了。”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皮肤黝黑、谈吐风趣、态度和蔼的人，穿着一身白色斜纹布衣服，戴着一顶平顶硬草帽：一个地道的三十年代加勒比人。奇怪的是，如今他年逾八十，事事遂意，我却不能像第一次在我外祖父母家见到他时那样将他看个分明。不久前，他对他的一个朋友说，我认为自己就像那些雏鸡，据说没有公鸡帮忙也能生出来。他说得很有礼貌，很风趣，但同时又是一种责备，因为我总是谈我和我母亲的关系，却很少谈到他。他言之有理，但是，这一隔阂的真正原因还是我太不了解他了，无论如何，我了解他比了解我母亲要少得多。只是到了今天，我们俩都上了岁数（有好几次我对他这么说），彼此才开始心平气和地通了气。我认为，这需要解释一下。我八岁回到父母身旁同他们一起生活时，心目中只有一个非常牢固的父辈形象：我外祖父的形象。而我父亲不仅和我外祖父大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他的性格、权威感、世界观以及他和子女的关系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很可能，由于我当时年龄尚小，这一急剧的变化使我感到非常困扰。结果，一直到我十几岁，我们之间的关系还很僵。自然，这总是由于我的过错，因为在他面前，我从来不知道究竟应该怎么表现，也不知道怎么才能使他高兴。而他呢，当时又是那么严肃，使我觉得他是一个不可理解的人。当然，我认为我们后来关系还是蛮不错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何时何地，为了一件什么事情，发生过严重的争执。

恰恰相反，我还认为我文学天赋的许多成分得自我父亲。他年轻时代也写过诗，而且并不总是偷偷地写。他小提琴也拉得很好，那时他是阿拉卡塔卡的一名报务员。他一直非常喜爱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还是非常贪婪的读者。如果有人到家里来找他，不必打听他在哪儿，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准在他的卧室读书呢。那儿是全是疯子的家里唯一清静的地方；当时，我们家哪儿都是乱哄哄的，谁也不知道就餐的时候桌边会坐几个人，因为儿子、孙子、侄儿、外甥一大堆，多得数不清，再加上我们随时进进出出，没个准数。何况各人还有自己的事情。我父亲总是在读书，只要能搞到手，他什么都看：优秀的文学作品、各种报纸、杂志、宣传小册子、冰箱说明书，随便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比他对书更为入迷的了。此外，他从来滴酒不沾，与烟绝缘。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