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没有对自己宣扬的道德观念最起码的质疑，在他的作品中，无法诞生出质疑的机制。从他笔下的那块辽阔的中亚版图的上空，升腾而起的绝不是一片祥云，而是一团杀气腾腾的蘑菇云。正因为拒绝了空气的对流，那里才终年干旱，很多地方寸草不生。如果说沙漠一直是个致命的隐喻，那么就让它只是个隐喻吧，而不要让它成为现实本身。当沙漠强奸绿洲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感到喜悦，而应该感到悲哀。

去年，我碰到另一个批评家。在闲谈中，我们谈到了对个别“美女作家”作品的看法。我问，为什么一定要在作品中当流氓呢？当了流氓还理直气壮，很有优势感。如果说王朔当初提出“我是流氓我怕谁”，在当时具体的语境中还有某种现实意义的话，那么现在“你是流氓你就应该进监狱”。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反道德优势”，考虑到现在已经到了许多批评家所说“后”的时代，我不妨把那种反道德优势称为“后道德优势”。我刚讲完，这位好心的批评家立即用手指头敲着桌边提醒我，注意了！你讲话应该注意了，你这是高高在上。那些年轻作家会对你有看法的！我问什么看法。批评家朋友说，什么看法？你想想当初你们怎么反感上辈作家吧？他们也说你们是流氓。

我听了一愣，“你们”？“你们”是谁？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反感过“上辈作家”？我只反感其中的个别人，就像我只对“美女作家”中的个别作家表示异议一样。比如，我一直认为韩少功、李锐是非常好的作家，披头散发、泥沙俱下的莫言，我也非常看重。格非和余华的作品我不光看重，而且喜欢。具体到下一茬作家中的女作家，就我看到的周洁如和戴来等人的小说而言，我认为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周洁如的短篇小说《花》，我认为和莫言的《拇指铐》一样，都是近年来屈指可数的好短篇。李佩甫写出《羊的门》之后，我的兴奋难于言表。顺便说一句，文学是不是一定要用“代”来划分？生于1969年的作家的作品与生于1970年的作家的作品，必须用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批评语言来批评吗？放眼全世界，有这样搞批评的吗？

和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故事一样，事情到此当然还没有结束。这位批评家后来与多位“美女作家”有过交往。其“交后感”是，一些“美女作家”其实并不是流氓，有些人交往起来还很舒服，符合“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标准，其中还有党员同志，总的说来，属于进步青年。

第一个故事中的“道德优势”和第二个故事中的“反道德优势”，都让人感到不安。它们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但却又是在同一个逻辑层面上展开的。从最通俗的意义上讲，前者是装老爷，后者是装孙子；前者是伪善，后者是伪恶。这是不是一种经验的同构？比如，有时候，在有些人那里，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就是同一个词。更多的时候，将“道德优势”和“反道德优势”看成同一个词，也不会有什么大错。

我想知道的是，这样做是否能对现实作出准确的穿透？如果说，生活中充满了面具，充满了谎言，那么是不是一定要用一个面具去揭示另一个面具，用一种谎言去揭示另一种谎言？它究竟是揭示还是遮蔽？它究竟是对现实的批判，还是现实的同谋？自由的精神能从这样的文字中表现出来吗？如果说那里面有自由，那么在我看来，它只是谎言的自由。但是，仅仅把它们称为伪善和伪恶，是不是太简单了？难道那只是伪和装的问题吗？如果就此盖棺论定，是不是也是一种强奸？我首先亮明自己的看法：仅仅把那看成是伪善和伪恶，对他们是不公正的。所以，我很想和别人讨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到底算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在作品中很少看到自我质疑？

奇怪的是，那些作品都有极大的市场。但我不认为这样的市场就能说明读者和作家、作品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对话关系。真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