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逃脱这样的世俗的动机，这也是一种“个人的真实性”。布洛德在他关于卡夫卡的传记里，极力把卡夫卡写成一个圣人，其实是不得要领的。用本雅明的说法，是“外行的浅陋之见”。当然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卡夫卡要求销毁作品，其动机也是真实的，就是他担心自己的作品会对后世产生不良影响，他不愿意为这种不良影响承担责任，现在通过这个遗嘱，他把这个责任推给了布洛德。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这应该是卡夫卡心理状况的真实写照。我们以此可以看到，一个作家在面对自己作品时的复杂心理。卡夫卡的这种精神状况，可能使我们想起另外一个人，那就是耶稣：当我们把他看成尊贵的神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失败的人，当我们把他看成失败的人的时候，他是一个尊贵的神。生命中不可承受之俗啊。撇开名利因素，我想，谈到“我为什么写作”，好多人的回答都是“除了写作我什么都不会”。此类回答，我们听到的最多。俏皮倒是俏皮，但其实是敷衍之词。我不相信，你会写作，却不会干别的。前段时间重读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与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思的对话，伊凡·克里玛对这个问题的问答真是深得我心。他说，在这个时代写作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人的最重要的途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有才华的人将写作当成自己的终身职业。伊凡·克里玛其实道出了在极权专制以及随后到来的个人性普遍丧失的商业社会里，写作得以存在的理由。通过写作，通过这种语言活动，个人的价值得到体现，个人得以穿透社会和精神的封闭，成为一个真正的个人。伊凡·克里玛的这种说法，使我想起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名人。现在随着一系列肥皂剧的播映，他的名气越来越大。这个人就是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国古代，将小说家说成是“稗官”，与“史官”相对。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转述的《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小说家者，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那么何为“稗官”呢？“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民间”。所以，“稗官”可能相对于“史官”而成立，如果是“官”也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官。实际上，它不可能是一个具体的官职，更应该看作一种文化身份。纪晓岚可能是中国最有名的一个具有“史官”与“稗官”双重身份的人。我们都知道，纪晓岚为一代重臣，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理国子监事，官居一品，统筹《四库全书》的编撰事宜。这都让后人看重。但后人看重纪晓岚，比如中文系的师生看重纪晓岚，还有另一个原因，即他是《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当他写作《阅微草堂笔记》的时候，他的身份就由“史官”变成了“稗官”。在《阅微草堂笔记原序》里，纪晓岚的门人写道：“文以载道，文之大者为《六经》，固道所寄矣。降而为列朝之史，降而诸子之书，降而为百氏之集，是又文中之一端，其为言皆足以明道。再降而稗官小说，似无与于道矣。”然后，这个门人又写道：“河间先生以学问文章负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谈，标榜门户；亦不喜才人放诞，诗坛酒社，夸名士风流。——乃采掇异闻，时作笔记，以寄所欲言。”这段话说明，纪晓岚真正的心性，想说的真话，只能通过《阅微草堂笔记》说出来。否则，他就不是纪晓岚。所以，我以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真实的人，是写作者最大的动机，否则高贵如纪晓岚者，为什么也会屈尊为一介“稗官”呢？说出真实的自己，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使自己成为一个人，我以为这是写作的动机，是小说家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为什么写是个问题，写什么也是个问题。张大春先生在《小说稗类》里说，小说是一股“冒犯的力量”，小说“在冒犯了正确知识，正统知识，真实知识的同时以及之后，小说还可能冒犯道德，人伦，风俗，礼教，正义，政治，法律”，正因为这种冒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