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候。可是，大多数时候，她都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跌跌撞撞、笨手笨脚走错了家门的孩子。她的工作枯燥无味。公共汽车上那些面色灰暗、身体疲惫的人，让她感觉到肮脏与贫穷。晚上，诺姆打开电视（那是他们用结婚礼金买的一个大件），因为这房子只有厨房和卧室兼客厅，她别无选择，只能听着。她试着读书，注意力却总被打断。电视机的声音太大了。生活空虚得可怕。但她对自己说，这只是因为女人都认为婚姻是治疗一切空虚的灵丹妙药。尽管她不认同这种观念，但无疑还是受到了影响。她对自己说，怪就怪自己，她要是真的想学习或是思考，是可以做到的。可是，她又为自己辩解道，在办公室工作八小时，再坐两个小时车，然后准备晚饭，洗碗——这是诺姆碰也不会碰的事，做完这些，她就已经非常累了。再说，诺姆老是在晚上看电视。好吧，她又反驳道，他开学后就会好些了，他晚上就得学习了。转眼间，她二十岁生日快到了。她的另一个自我说，瞧瞧济慈二十岁的时候都干了些什么。最终她的整个自我会占上风，把这些都推翻。噢，别用它来烦我！我已经尽力了！

她隐隐觉得自己只是在勉强生存，而她别无选择。生活日复一日、百无聊赖，她游走于各种责任间，朝着自己无法看清的某个目标前行。自由，这个词已从她的词汇表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成熟。她隐约觉得成熟就是懂得如何生存。她的孤独不减从前，除了有时候她和诺姆相拥在一起，认真说说话的晚上。有天晚上，她说起了自己的想法：她想回学校，考个博士学位，然后去教书。诺姆大吃一惊。他提到了一大堆问题：资金困难，还有她精力有限——她除了做这些，仍然要做饭、打扫，因为他一回到学校，就没时间帮她了。她说他们应该共同分担。他提醒她，归根结底，也该他赚钱养家。不过他并没有坚持，他不专横，也不苛求。他只是把问题摆出来，问她是不是这样。她困惑地皱着眉，不知怎么办才好，最终不情愿地同意了。这就是她曾经想要的啊。诺姆很有责任心，不像兰尼那样。当她在照看哭泣的婴儿或是在厨房里跪着擦地板时，他永远不会丢下她出去和男孩们喝酒。他又补充道，学医很难，要求很高。她坚持说自己能做到。她可以做到他做不到的事情，可以边上医学院，边料理家事。于是，他使出了撒手锏——那里有很多男孩子，他们会为难她，男教授不会轻易让她拿到学位。这次他的潜台词太明显了。她仔细想了想，说：“诺姆，有时候我觉得你想把我锁在一个修道院里，而且只有你能来看我。”

“说真的，我真的会那么做的。”他严肃地说。

她背过脸去不理他，而他很快睡着了。才三个月，她的保护伞已经让她感到压抑。那也曾是她想要的，不是吗？要不是因为内心如此悲苦，她真想大笑一场。